牛仔宣教士在广西

Onesimus1970 · 发表于 2009-11-26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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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Rex Ray牧师(1885-1958)，中文名理力善，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西部拓荒者家庭，父亲是一名医师。理力善为家中长子，15岁丧父，1905年入读泰勒商学院，毕业后在一家木材公司任职。其后，他回应所在教会牧师的宣教呼召，辞职入读Decatur浸信会学院，1917年毕业。1919年9月9日，理力善奉差遣往中国宣教，1920年3月从西雅图启程。

理牧师在广西宣教将近30年，把一生中青壮年最美好的岁月，全都奉献给他所挚爱的中国人。在几十年的宣教生涯中，理牧师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乃至生死试炼，靠着主耶稣大能的看顾，都一一胜过。华人布道家宋尚节在他所著的《灵历集光》一书中，曾记载1932年4月3日他在广西梧州举办福音布道会期间，受到理牧师热情款待，并听理牧师讲述自己在广西深山匪窟逃生的见证。

下文摘译自理牧师返回美国后写的回忆录（Rex Ray: Cowboy Missionary in Kwangsi 1964, Broadman Press, Nashville, Tennessee)。理牧师自称“牛仔宣教士”，乃是以西部牛仔那种不畏艰险、坚韧果敢、勇于开拓、不屈不挠的精神而自许，甘愿在远离故乡的福音禾场上，做一名主基督的忠仆。

远道来华

当我在香港离船登岸时，觉得自己完全一副初出茅庐的懵懂样子。主耶稣起初呼召我当宣教士时，我就一直在心中猜想中国人的模样，现在终于在此地，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了。

到达广州后，因为一句中文也不懂，全靠主的带领，先坐人力车，再坐舢板，最后在这个热得人头脑发昏的城市里找到了目的地──浸信会传道部。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学中文。面前的中文教师完全不懂英语，我也完全不懂汉语。他开始教我说中文了。我们四目相对，他像火炉上的跳蚤似的，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每当站起时他就说“起身”，坐下时就说“坐下”。我就按要求努力去理解他动作和言词的含义。

在广州大约一个月后，我应邀去船上向水手们讲道。我请浸信会一些女传道同行并协助唱诗，希美贤姑娘（Miss May Hine）说：“我有一位朋友，她父母是长老会的宣教士。她是独唱高手，不如你带她一起去，好吗？”

当我见到这位朋友—珍妮特??吉尔曼小姐（Miss Janet Gilman）时，她头戴漂亮的绒毛蓝帽，身穿亮丽的白色连衣裙，衬托着金色波浪卷发和笑意盈盈的蓝眼睛，简直像一位天使。

在后来的年月里，珍妮特多次对我提起，当初我向她求婚时，一只胳膊下还夹着诗歌本，另一只胳膊下则夹着圣经。在认信了浸信会的信纲后，珍妮特最终被东山浸信会（现广州基督教东山堂）确认可以受浸，而为她施浸的就是我。

1920年11月1日，在广州珠江岸边一座长老会的小教堂内，在一百五十多位包括宣教士和商界朋友在内的宾客面前，长老会宣教士费斯医生（Dr. Fisher）将他天使般可爱的女儿交给我成为终身伴侣，浸信会宣教士湛罗弼医生（Dr. R. E. Chambers）主持了这场毕生难忘的婚礼。

1921年2月，我们受呼召往梧州去。医务宣教士毕济士医生（Dr. R. E. Beddoe）在当地兴建了思达医院（现梧州工人医院），同时兼任男校和女校的校长。此外，他还要照管乡村传道的事工，包括由中国传道人主持的十七个布道点。由于毕济士医生患有眼疾，这根刺在他身上四十多年了，他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必须呆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不能见光。

初到桂境

我们回应了这个呼召。我妻子的物品、家具，还有我的两张椅子、衣柜、行李箱、书箱等，通通搬上了一艘在船尾驶舵的旧汽船上，然后沿西江北上，前往我们的新家。到那里后，我担任男校的校长，其时我对该校的情况尚一无所知。但我已经懂得一点中文，学校也总算得以维持，不至于因无人主事而关门大吉。

珍妮特小时候就学会说海南方言，但现在必须学粤语，因此我们俩都重返课堂，继续学习。

经过两年艰苦的粤语学习后，我开始了第一次的乡村布道之旅。我们备齐物品，乘坐思达医院的一艘机动船，开始溯江而上，随行的还有韦统平和苏焕廷两位中国传道人。

从梧州往西行一百五十英里，我们在贵县（现称贵港）上岸，再租马匹继续前行。中国弟兄一直说马匹很大，我便准备放心骑坐。但牵出来一看，这些马居然小得可怜，马鞍已经盖住了整个马背，仅仅露出马头和马尾巴。中国传道人身材瘦小，他们的马蹄轻快，嘀嘀达达就跑到前面去了。剩下我那匹可怜的坐骑，落在后面艰难跋涉。转眼之间，弟兄们就不见了踪影，我只好下来，牵着马走完余下的路程。次日，我让马驮着行李，自己步行。

我们第一晚留宿的村庄，只有一个基督徒。他非常高兴地请我们宣讲福音。许多邻居前来，全神贯注地聆听。夜深了，还有不少男人和小孩留下来，好奇地提出问题，并仔细察看我的折迭床、蚊帐、以及随身的所有物品。我们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把福音带到这个村庄。

翌日早晨一起床，却景况大变。魔鬼似乎得逞了。原来，主人的妻子当晚死了！当地一个受过西医训练的护士宣告她已死亡。我们的主人不仅因妻子身亡而哀伤不已，此时还要遭受邻居们的非议，“看吧，昨晚你留这些基督徒在家过夜，结果遭灾了，连老婆都没了。”

我们让苏焕廷留下帮助料理后事，韦统平和我继续前行。到晚上，苏焕廷在另一个镇子赶上我们。他一脸的喜色。我们很诧异他主持丧礼归来竟还如此兴致勃勃。听他一解释，才得知原来他们刚刚准备把尸体放入棺材时，女死者突然活过来，从床上坐起。她丈夫惊喜万分，这下妻子得救了！魔鬼最终失败。现在，他的村里有更多人愿意倾听救主的福音。

在第二个村镇里，由韦弟兄讲道。聚会时一个中国人走进来坐在我身旁，不一会就转过来要和我攀谈。我请他留心听道，待聚会结束后再听他细说。他顺从了，把一个仆人叫来吩咐一番后又打发出去。礼拜完了之后，我们才得知这个男人患了重病。当他听说有外国人来到本村，便叫人把他送来教堂。他说，当他坐在我身边时，忽然感到全身的病痛都消失了。他要感谢我治好他。我们告诉他，是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医生治好他的。这实在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可以把更多关于救主耶稣的福音讲给他听。

就这样，我们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继续我们的布道旅程。

抚河遇劫

1924年，广西军阀混战。省会桂林城的守军被另一支军队包围。联会的一位宣教士被杀害，浸信会的一位宣教士据说也遇害了。连续三个多星期，都完全打听不到桂林城内宣教士们的任何消息。为此，我们备足燃料，带上了被困宣教士们及其家属所急需的牛奶、食物、药品等，准备乘船开始一次往返四百多英里的行程。

我们这支救援队由大约二十人组成，包括基督教宣教士联会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的杰弗雷 (R. A. Jaffray)、卡尼斯 (Carnes)、米勒 (Miller)，两名当地官员，以及代表我们美南浸信会的全体船员。在抚河（现称桂江）行驶到半途，我们抵达昭平城，当地官府坚持要派八十名士兵保护我们，因为抚河一带周围遍布山贼劫匪。这些卫兵在河岸边步行，沿途护送我们这艘七十五英尺长的机动船驶出梧州至桂林途中的三百六十五个险滩。

在行经昭平至平乐的半路途中，大约下午四点时分，一伙山贼突然向我们的船开火了。我正在前甲板的船长室内，子弹从四周呼啸而过，我吩咐舵手把船驶向有卫兵的岸边一侧的沙洲，躲开另一侧的劫匪。船员们抛下锚，跳进水中潜伏，只露出鼻子在水面上。我平卧在船长室，卷起一张棉被，在纷飞的弹雨中遮着头部。当我躺在那里等待枪声平息时，看到我们那些勇敢的卫兵们居然翻过山头溜之大吉，毫发无损地回家去了。其后，毫无疑问，我们只能束手就擒，因为根本无法、也无路可逃。

我们的十二个船员不停地瑟瑟发抖，深怕丧命或被掳受折磨。忽然间，我们看见船上着火了。山贼搜掠过后，淋上煤油，把船点燃。幸亏留下来的机械师和一个男孩将火扑灭，保住了船只。不一会，山贼的首领拿着从我们的物资中搜到的药膏和绷带，跑到我跟前，请我帮他包扎伤口。原来，在放火烧船时，他不慎被汽油和火焰灼伤了。结果，几分钟前还向我开枪的这个人，此刻却恳求我给他治伤！我在他身上的多处伤口涂上药膏，尽我所能给他妥善包扎好。

我决定趁机向他求助，就说：“大头领，你看你抓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从梧州雇来帮助开船的穷苦人家，根本付不起赎金，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不如把他们都放了，让他们返回船上去吧。怎么样？”

于是他下令释放我们的人。但他手下的山贼却迟迟不动，因为他们想让我们的人当苦力，帮他们把抢来的物品搬运上山。匪首掏出手枪呵斥道：“把他们放了，否则毙了你们！”结果，我们的船员获释了，但我们一班人却被看押着排成一队，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到山上一家农舍，他们叫我们攀上梯子进入阁楼里面。听说平常被山贼绑架的中国人都关在这里，直到长满胡须为止。我担心我们也要遭遇同样的处置。如果是日夜兼程、爬山涉水，我都不怕，但要我坐在地板上干巴巴地等着胡须长出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忍受的事！一个山贼拿来一罐牛奶，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借用他的匕首，在罐上扎两个孔，举起罐子一饮而尽，然后把空罐递给他，说：“这是牛奶。”另一个山贼拿着杰弗雷的金丝眼镜，坐在我们对面，把眼镜玻璃片砸掉，说要用镜框给自己造一只金牙。

当继续行进的命令下达时，我们倒觉得挺高兴的。我们船上的一个中国官员，在意识到即将被绑架时，赶紧扔掉身上的衣服，换上苦力的装束，但山贼看到他双手白嫩、肩上没有老茧，就断定他非富即贵，可以勒索赎金。于是，绑匪把三十一磅重的罐装精炼牛奶放入一个口袋，将袋子挂在他的脖子上，还把他双臂反绑在后背，逼着他跌跌撞撞地跟我们走。

后半夜时分，我们停下来吃一点热米饭。我们问绑匪：“你们打算把我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打算向美国和英国政府要求十万元赎金。”

“太多了。没有人会为一帮穷传教士支付这么大一笔钱，”我们说。他们决定放杰弗雷弟兄出去筹措赎金。我们告诉他们：“他只是英国人，你们还得再派一个美国人出去，否则拿不到美国人的赎金。”他们同意了。

我和来自纽约的米勒医生商量，决定我留下，让他和杰弗雷弟兄一起出去。于是，只剩下我和澳大利亚的卡尼斯弟兄在绑匪手中等待赎金。他们获释离开后，我们沿着峡谷往山顶上走。经过一整夜在热带丛林中的攀爬，日出时我们登上了山顶。

当天，我们继续在大山里穿谷越岭。我们那位中国官员假装生病，跌趴在路旁。我趁机悄悄地对他说：“我有个办法帮你。到宿营地时你就侍候在我身边，扮成我的仆从的样子。你得让绑匪相信你仅仅是个佣人而已。”他明白我的意思，说：“我会的。”后来到达一家农舍时，我的“佣人”就拾起一把破扇子，在身边给我扇风。煮饭的时候，他总是走进厨房，帮我弄最好的食物。在绑匪手中的三个星期里，他的这个角色一直扮演得很逼真，我相信绑匪后来都认定他只是洋人雇佣的一个普通仆人。最后，他只给了两百元赎金就获释了。

大约是第二天，匪首告诉我们，他得到消息，说获释的杰弗雷弟兄和米勒医生在回去的途中又被海盗绑架了。由于那个海盗团伙的势力强过这股山贼，这个匪首只好遵命带着他的人质一起半夜赶路到他们那里去。

匪窟宣教

绑匪首领带着人质到达海盗大头目那里。令人惊奇的是，当夜海盗大头目下令匪徒全体坐下，一起“听洋鬼子（指杰弗雷弟兄）给我们讲耶稣”。于是，男男女女一大帮人都坐在那里，安静聆听。此情此景，我不禁想到，他们才是等待死亡的囚徒──唯有死亡才能把他们从这种身不由己的可怕营生中解脱出来。由此，我们认定是主容许我们藉此机会来向这些劫匪布道。如果不是我们被掳，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听到得救的福音。

刚开始落入绑匪手中时，他们威胁说若不立即交付十万元赎金，就马上将我们碎尸万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一直向他们传讲耶稣。最后，他们主动请我们讲更多有关耶稣的信息。我们请他们一起参加祈祷会，告诉他们，神只听谦卑人的祷告。我们一起跪成一圈，祈祷时他们还抱着枪，刺刀朝上。后来其中一个绑匪说，无论将来如何，他都愿意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

不久，海盗大头目也挑选了杰弗雷和米勒作报讯人，让他们返回梧州去张罗赎金。

我们的基督徒助手阿全（音译）本来可以一同获释，回家团聚。但他说：“我觉得留下来是我做基督徒应尽的本份。”于是，他成了绑匪和中国官府之间为释放我们而讨价还价的传话人。

一个黑暗的雨夜，我决定脱逃。但黑暗中似乎有一个声音清晰地对我说：“不，不是今晚。我的恩典够你所用。”于是我翻身入睡。

一天，我们的船从梧州带钱来了，全部绑匪包括首领都去接船。船上有中国的武装士兵，他们说：“钱在船上，上来拿吧。”但绑匪拒绝了：“不，你们把钱放在岸上就走开，我们自己去拿。”结果，船调头就走，顺原路返回去了。

绑匪返抵山上的巢穴。当晚，他们异常恼怒。阿全听到他们的交谈后，回来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我们报告说：“弟兄啊，我……估计……我们……回……不……去……梧州……了，我……想……我们……会……去……天家。”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一种感觉忽然临到我们：主会照看我们的家庭和孩子。我们说：“那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和主耶稣一起，在天堂漫步啦。”在此性命攸关之际，我们感到主是何等的亲近，以至于把此地当成了乐园，尽管我们会被枪弹夺命、被抛尸荒野。

但绑匪并没有杀我们，看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继续在世上事奉祂。最后，我相信向绑匪传福音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就静待神来解救我的时刻。

转到另一个营地，我收到妻子的一封来信。收信地址竟然写的是：“广西山里某地：与山贼在一起的理力善收”。这么好的邮递服务真令人惊奇！此刻，我的思家之情油然而生，并决定开始伺机行动。

次日傍晚，在翻山途中遇到瓢泼大雨，我停下脚步，四下张望，发现下面的山谷有一座小茅屋，听说我们今晚要在那里过夜。我决定在到达那里之前想办法脱身。北边有一个宽阔的山谷，底下一条河流延伸到远处。我决定晚上找根浮木或筏子渡过江去，天亮时再找地方藏身。我知道这条江最终流经香港和澳门进入大海，所以向南走得越远就越安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跟在身后的看守，他负责押送我到山下的小屋，另外十个看守和卡尼斯弟兄已经先到达那里了。这看守腰间挂着两排子弹和一把匕首，还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看起来非常壮实。显然，只可能是他干掉我，却不可能是我打赢他。我在内心祈祷：“主啊，你比我更有能力，足以胜过他。求你让他惧怕我所信的神，使他不再紧紧跟着我。”然后，我开始瞪着他，仿佛他若靠近我就会吃了他似的。他果然感到不自在了，搓着手来回踱步。我暗暗祷告：“主啊，求你继续在他身上动工，直到下山为止。”几分钟后，他又迈步向前，走到离我大约五十英尺的地方时，他举起步枪，手按扳机。我继续祷告：“主啊，如果你不容许他杀我，就不要让他扣动扳机。”主回应了我，那山贼沿着山径自个儿往下走，把我落在了后面。

临近到小屋时，我知道如果这时逃跑，很容易被发现，山贼会沿着山路追赶过来，或者抄近路堵截。我记起主的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祂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15：16）。

虎口脱险

我暗暗祷告说：“主啊，你降云雾在山贼的头顶上，让他们看不见我往哪里跑。”不一会，果然有一股浓浓的白色云雾漂到山谷，走在前头的绑匪被遮挡住看不见了，而在我后面的高处，依然阳光普照。“主啊，感谢你。”自从上山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获得自由的喜悦。

我一边内心祷告一边撒腿飞跑，以最快的速度翻山越岭。过了不久，我来到一处悬崖峭壁面前。我用脚踩住崖边凸出的岩石，伸手抓住石壁上的灌木野草，全力往上攀登。哪怕只要有一块石头或一把野草松脱，从此就无人知道理力善葬身何方了。但主应许：“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篇 91:12 ）

我翻过山顶，走到下面的山谷。在多处灌木茂密的地方，我只能爬行。每当筋疲力尽无法再向前时，我就求主帮助。最后，来到山的另一侧，眼前是一条我以前走过的崎岖小径。

突然，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小村庄，我认得这就是在山顶时看到的那个被高山环抱的村子──劫匪的总部！如果我要从村边的树林绕路过去，就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我必须赶在我逃脱的消息传开之前尽快脱离险境，因为我知道匪首一定会派人通知周围附近的山贼，在各个山头和渡口堵截我。

我再次把心一横，决定直闯村子。我深信主会像刚才一样引领保守我。果然，我在黑暗中平安地穿过了村庄。但走出没多远，当我像罗得的妻子一样，回头一看，只见全村的灯火都亮起来了。我猜得没错，有人已经把我逃脱的消息报到这里来了。我正要绕过前面的小山，霎那间看到右边一片火光，山贼们手举火把搜索过来了！我祈祷：“主啊，救我！否则我必定重落绑匪手中。”

我转身就跑，在狭窄潮湿的小路上，双脚不时滑进泥泞之中。我不顾一切拼命奔跑，心想：除非被子弹击中或被山贼赶上扼住咽喉，否则决不停步！跑了一阵，看见旁边有一条登山小径，前几天晚上绑匪曾经带我们走过这里。我转身抓住山边湿滑的野草和灌木，用双手和双膝往山上攀爬，就这样一直爬到山顶。感谢主，山贼的火把还在山脚下晃动闪亮，但我确信主必救我完全脱离他们之手。

翻过这座山后，我继续往前。不知攀越了多少个山头，我来到一条山溪旁，溪水冰凉湍急。我在齐腰深的水中趟过溪涧，途中还捧起溪水喝了几口。我拄着一根拐棍，又趟过一条咆哮奔流的山涧，周围漆黑一片，比人还高的茂密树丛将所有光线都遮挡了。这时，我伸手进裤兜里掏出一把米饭粒，这些饭粒带在身上已经几个星期了。我最后一次吃的食物，是一个干柿子。

接近拂晓，我来到一片沙洲，眼前是黑沉宁静的河水。我折下树枝当床，摊开四肢仰面躺下。正当我躺在那里休息时，突然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我只能默祷了。他们从我身边走过，相距不到一英尺，完全可以听得到我怦怦的心跳声。他们一过去，我立即悄悄起身跟在后面，心想可以跟着他们走出这个树林。但他们走的方向与我的要走的不同（在逃难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这得归功于在印第安人领地狩猎区时父亲给我的训练）。我边走边等候天亮，忽然发现一条过河的路，河边还有一条小径。

我穿过一个村子，走到河边，叫醒了一个船夫，他摆渡送我过河。他是我那天逃出绑匪掌控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我向他问路后，立即继续赶路。后来才知道，我刚离开半个小时，山贼就追到渡口了。主知道我在哪里、山贼在哪里，祂使我和他们保持足够远的距离，祂更让我这个人地生疏的逃难者始终赶在那些熟识地形山径的绑匪之前，安然无恙地穿过劫匪出没的荒山野林！

当我确信山贼再也追不上后，才第一次坐下来，倒出鞋里的砂子。此时我的新鞋底已经破了好几个大洞，袜子也破得可以两头穿了。

我终于到达抚河边，对岸就是昭平城，而我们思达医院的那艘机动船，就停靠在离城墙不远处！

当船上的人看见我时，不禁目瞪口呆。我的模样如同一个叫花子—裤筒的膝盖破了洞，上衣的下摆撕脱了，只剩一根细线吊着，脸上的胡须三个星期没刮，乱蓬蓬像个野人。我向船员们讲述了主耶稣如何救我脱离绑匪之手，安全逃出山林的经过。随后我也听他们介绍了情况。原来，中国官府把他们送到昭平城，命令他们留在这里等着，在我们两个或至少其中一个人质获救之前，不得返回梧州。他们就只好抛锚停靠在此，一直等待多天。难怪当我登上船突然出现在眼前时，他们都惊讶不已！

消息迅即传开，官府的人来看我。我又把耶稣基督救我脱离绑匪的经历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后深有所感，一位官员说：“我们的神不能做这样的事，只有你的上帝才能做。”我请他们尽快和绑匪交涉，让卡尼斯弟兄获释。

返回梧州几个星期后，绑架期间伪装成我的“仆人”的那位官员，换回一身笔挺衣裤，笑容可掬地来我家拜访。他告诉我，在被绑匪扣押期间，有一天看见卡尼斯弟兄跪着祷告，他也跟着跪下来祈祷。现在他也相信耶稣了。他指着我的新约圣经对我说：“这是我所读过的最使人得安慰的书。”而在被绑架之前，他还从来没有时间去听过一次福音呢！（未完待续）

Onesimus1970 · 发表于 2010-2-23 14:39

（续）

反教风起

1926年初，一股反基督教风潮刮起，梧州陷入混乱之中。敌挡福音的人到处搜寻城里的信徒，一旦发现，就在其家门上贴上纸条，写着“这里住有基督徒”，从此信徒全家就会遭受那些暴民恣意施行的各种逼迫。

一个专门成立的委员会要求我们交出一切宣教产业，包括思达医院、宣教士宿舍和全部传道基金。其后某个劳工组织又号召举行反对我们的罢工，所有的基督徒医生、护士、病人都被赶逐。在死亡威胁下，中国基督徒被迫离开教堂，无法再参加我们的布道会，但在私下里，他们依然秘密举行聚会崇拜。

宏道女学堂的校长（Mrs. Sin Yee Koo）被拘禁，对方要求她把全体女学生交给他们。她断然回答说：“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我决不会把任何一个学生交给你们。”当晚，全部女学生都藏在我们医院五楼，随后悄悄下船，将她们送回乡下的家中。

那些和我们友好的梧州商界朋友也收到恐吓，如果再向我们出售任何商品，就会丢掉性命。显然，事工已经无法继续开展，我们只得把浸信会书局、宿舍、医院等关闭，暂时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

翌日一大早，开往广州的一艘汽船即将启航，水兵和船员帮我们把柜子、箱子、医院的设备等从岸边搬上汽船。梧州警方接管了宣教士的财产。其他宣教士上了医院的机动船，在美国炮艇的护卫下驶往广州。

我太太和孩子已经先到达香港附近的一个小岛。很快，我们全家登上一艘美国轮船，返回久别的故乡，重逢得克萨斯明媚的阳光。

得克萨斯州Bonham西部的农场是我幼年时生活的家乡，孩子们在这里见到了亲爱的“奶奶”—我的母亲。

在老家的日子温馨而甜蜜。我和母亲、妻子、孩子们一起，约齐各位兄弟姊妹和表亲堂亲，济济一堂围坐在长桌前，一道享用肥美的火鸡、酸莓、蛋糕和馅饼。

我原本打算在这一年去Fort Worth的神学院进修一些课程，还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但海外传道部（Foreign Mission Board）亟需筹募宣教基金，我只好代表本部，继续去全国各地宣讲，介绍海外布道的事工。

1928年3月8日，我们从Fort Worth乘火车去加拿大温哥华，在那里踏上返回中国的旅程。在到达温哥华之前，太太却感冒复发。上船后医生立即要求她卧床静养，我只得带着几个欢蹦乱跳的孩子，在船上的甲板到处转悠。

重返工场

回到梧州，发现这里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两年之前，我们教堂的房屋被破坏，电灯全部被偷走，风琴被砸烂，窗户被拆毁。门前有人把守着，阻止任何人进入教堂做礼拜，基督徒都被赶出去，到处笼罩着阴云愁雾。

但现在完全变了样。教堂内张灯结彩，大堂内挤满了人，连讲台上都坐满了小孩子，屋后的门外也站满了人。他们都是来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我们的第一场布道结束后，留下来参加慕道学习班的超过一百人。人们饥渴地寻求救赎之道。

城内各处都举办起福音布道会。连续两个星期内，我们的教堂里每晚都挤满了无数渴慕救恩的灵魂，超过两百人决志相信耶稣。看到人们对十字架福音信息的态度如此奇妙的改变，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

我在俄克拉何马?木司死砦梗↙on Reeves）和他的两个儿子送给我一顶新帐幕。顶篷可分成三块，四边可分成两半，卷起折迭后可以放进几个大袋子里。我们下乡巡回布道时，就请挑夫用长竹杆挑着这些每个约三百磅重的袋子随行。我们还有大概四百张折椅。我们这支布道队一行人行进在山间小路上，俨然如一支小小的军队。在广西省的其他地区，我们则雇牛车运送这些装备。

当我们在村寨空地上支搭起帐幕时，立刻引起一阵哄动，人们蜂拥而至。帐幕内通常都挤满人，有时甚至几百人围站在帐幕外，听我们宣讲福音。许多人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因为有些乡村连一个基督徒也没有。

我教孩子们唱诗歌“在我父家一切皆美好”(Everything’s All Right in My Father’s House)。后来，每当孩子们听说我又要来村里，他们就走到村口，唱着“在我父家一切皆美好”来迎接我。有时，当我们路过某家小茅屋时，会听到里面的孩子在唱“是！耶稣爱我！”

1928年3月在美国发表的宣教报告中，我这样写道—

请跟我一起踏上布道之旅，看看主所行的奇事吧。我们乘机动船从梧州沿河而上，沿途一有机会，我们就靠岸，向路人分派或出售基督教书籍。途中经过的市镇中，若有浸信会的教堂或布道所，我们就带上行李登岸，入屋打开大门，招呼人们进来。很快，男人和男孩便挤满一屋，传道人开始讲道，有些人以前听过，有些人则闻所未闻；有人听后希望知道更多关于这位奇妙救主的道理，有人当即决志接受耶稣，当然也有人不为所动。

在一个未有教堂的地方，渴望听我们布道的人们，打开了祠堂的大门。昔日他们在这里拜祭祖宗多年，今天却要在这里领受生命的信息。?诹硪桓龃遄颐遣嫉澜崾螅嗣欠牌鹆吮夼凇Ｕ馐侵泄吮泶锵睬旎独值姆绞健?

在一处山区布道时，有人从更偏远的深山捎来一封信，请求我们进山去他的村寨，因为当地有几位男子希望受浸。经过一整天翻山越岭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抵达写信人的村子。当晚，主人把所有邻居请来听福音。我们教会的中国传道和我两人，对着露天席地而坐的一大群男人和男孩讲道，而女人和女孩则站在一边的暗处静听。

次日早晨，又是一场我们已经熟知的见证分享聚会，几名男子一个接一个出来讲述主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讲述他们如何弃绝拜偶像、拜邪灵、赌博、撒谎等。现在他们已经决志跟随耶稣，每日祷告，希望受浸。

我们很稀奇在这个从没有人来布道过的深山村寨里，怎么会有村民认识并接受神的救恩。他们告诉我，是邻居盛弟兄向他们传福音的。他外出跑生意时，在我们的一间教堂里听到福音，并受浸接受耶稣为救主。其后返回山村，向邻居们见证主在他身上的作为。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平信徒撒下的种子，我今日得以在此地给八个男村民施浸。但是，对这几位新基督徒而言，这却是一个忍受试炼的时刻。在水塘里受浸时，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的母亲就站在塘边，嘲笑自己的儿子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爱女归天

1930年11月，我们年仅五岁的小女儿玛莲（Marian McNair Ray）患上腺体热症，这场疾病把她暂短而欢乐的在世生命带到了终点。尽管医生们竭尽所能抢救，但天父的旨意是召唤她“回家”。当孩子准备去住院、踏上返天家之路前，她很仔细地收拾好自己的玩具娃娃和娃娃的衣服，然后对她的母亲说：“妈妈，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天父家荣耀灿烂的美景，她最后说：“妈妈，哪一间是我们家的房子啊？”随后不久，她美好的灵魂就被天家的使者接去，等待着我们将来在天上的重逢。她和她的中国小伙伴在一起玩时最爱唱的诗歌，就是“在我父家一切皆美好”。

我们把她安葬在香港跑马地坟场。

在梧州，我们的儿子大卫和但以理开始学习课程了，由他们的母亲当教师。山德士医生（Dr. J. R. Saunders）的女儿也教了他们大概一年左右。后来，是一位中国小伙子教他们，直到我们回国休假为止。

在那场大萧条期间，美国信徒的捐款减少，海外传道部因缺乏经费，指示我们关闭梧州的浸信会书局，但珍妮特和我从微薄的薪金中挤出一部分钱，尚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一天早上，当我们的帐幕布道队整装待发时，我祷告说：“主啊，请告诉我该怎样处理书局的事情。如果你愿意让它继续开门，请帮助我明白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圣名，为主的事工祈求，阿们！”

离开梧州数英里，我们在山路上遇见一个男子。当他抬头望见眼前这个身高体大的白人时，就说：“哦，你肯定就是理力善宣教士吧？我在书局见过你。我在你那里买了一本新约圣经带回家读。现在我已经信耶稣，又带领全家都信了。后来我们向人传福音，现在有四五十人要求受浸，还准备建立一间教会呢。”

这就是主对我祷告的回应！既然一本新约圣经在一位原先不信主的中国男子手中，可以赢得这么多宝贵的灵魂，那么，无论要付多大的代价，都值得把基督教书局继续开办下去。我们知道，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可以维持书局的运作。

在另一次布道旅行中，我们在一个村子搭起帐幕、摆好椅子，准备第二天的礼拜布道，一直忙碌到天黑。当我们筋疲力尽躺下入睡后，半夜时分，一个村民把我叫醒，急切地恳求说：“我的姐姐病得快要死了，你赶紧去救救她吧！”

我明白自己不是医生，无法医治那位女病人。但此时如果我不去帮助她，那倒不如拆下帐幕、卷铺盖走人好了。于是我立即起床穿衣，到另一个帐篷叫醒随行的女读经员（负责教妇女和女童读圣经的女传道人），和她们一起赶往病人家中。

那家人已经把女病人搬到屋外等死。他们的迷信思想认为，如果人死在屋内，鬼魂就会留在家里不走，那么这间房子就必须烧掉。

当时我随身携带的唯一药物就是一些镁氧乳剂，原是为自己下乡布道数周期间万一消化不良而准备的。我叫一位女读经员烧一点开水，然后让女病人就着温开水喝了一剂药。我开口大声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没有能力施行神迹，我不懂怎样医治这位妇女。我已经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了，现在我把这位女子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成全。”

随即，那位妇女的病情就开始好转，到天亮时，她居然可以帮家里做早饭了。原来她患的正是消化不良症！这实在是神以奇妙的方式为我们的布道开路，让村民得以敞开闭塞的心灵去接受福音。

在1931-1932年冬季期间，我们福音帐幕队的足迹踏遍广西省的四个城市及周围的乡村，听众数以千计，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听闻基督拯救的福音，很多人离弃偶像的黑暗，跟随耶稣，转向光明。

我们准备去一间新建的大教堂布道。在前两天的一个晚上，一股劫匪刚刚偷袭了那个地方，搞得全镇人心惶惶。但我们抵达后开始布道时，一连几个晚上，教?美锒技仿思⒖誓降赖奶冢客矶加腥私邮芑轿戎鳌?

一支由年轻传道人组成的队伍从华北来到梧州。他们着重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世人脱离罪恶、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很多不冷不热的信徒因此而重建与神和好的关系、走出信心低迷的谷底，那种祈祷和喜乐的景象，是我在中国从未见到过的。布道团的一位主要讲员（宋尚节）在美国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协和神学院就读期间，他加入了纽约的一间浸信会，得到重大改变，但迅即被视为精神病人并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才被人担保出来。此时此地，他正竭尽全力，付出整个身心，引带他的同胞归向耶稣。

因大信医生（Dr. P. H. Anderson）和我也在南宁举办了一场福音奋兴大会。一天傍晚，在城墙东北角附近，我跪下祷告。我觉得自己如同雅各当年在毗努伊勒和天使摔跤一样，在祷告中我摔跤得越久，就越无法停止，直至感到主的真实临在、祂的权能完全占据我的灵魂。那一刻，泪水溶化了我的心，这时我才真正明白被圣灵充满的感觉是怎样的。当晚，礼拜的时刻到了，我觉得不再是我自己在讲道，而是主透过我在亲自传递祂自己的话语。我有生以来从未感到如此大有能力。自从经历了那个日落的黄昏之后，我的生命和以前不再一样了。

穿越封锁

1937年夏天，日本进攻中国，战争旷日持久，许多原来自相残杀的中国军队迅速联合起来，抵御共同的敌人。不久，日军战机开始空袭梧州。梧州城内没有防空设施，居民们蜂拥至浸信会思达公医院内躲避日军空投的炸弹。思达医院是一座钢筋水泥砖砌五层大楼，是全城最坚固的建筑物。

在第一次空袭期间，太太和我带着我们的两个小女儿—七岁的露易丝（Lois）和三岁的玛丽（Mary Dee），也躲到医院里。当日军的轰炸机俯冲投弹时，天空和地面周围传来阵阵?膳碌暮涿捅ㄉ憬懵兑姿拷袈ё拍盖祝饨凶挪煌５桓妫妹寐昀鋈从迫坏爻宰潘暮炱还？悸堑秸秸赡芑岢中改辏颂团陌踩野阉前捕僭谙愀鄹浇某ぶ薜海≡诘荷系囊患湫∥堇铮缓笾簧矸祷匚嘀荨?

日本把中国的整个沿海地区全部封锁，切断了对内陆的所有医药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没有医药用品，我们的医院就无法运作。于是，我决定采取一项极为冒险的行动—偷越日军的封锁线。

从梧州乘船向下游行进大约一百英里后，我在肇庆附近离船登岸，乘搭往南行的长途汽车。在等车时，正遇上日本战机的空袭，投弹轰炸、机枪低空扫射，乘客和当地驻军士兵立即四散躲避，我跳进身边一条干涸的土沟，仰面平躺在地上，利用沟边伸出的野草作掩蔽。一架架日军战机，像一头头巨大的红眼魔怪，呼啸着直冲到头顶，仿佛在高声咆哮：“啊！这次来要你的命啦！”紧接着，日机在眼前低空掠过，再陡然升起，在上空盘旋一圈后，又从另一个方向俯冲下来，投下一颗颗致命的炸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来回往返，我几乎觉得这场空袭看来没有尽头了。我不停向主默默祷告，求他在这死亡的威胁下保守我得平安。我听到附近竹林里一个军官在向士兵们下令：“不要动！不要动！”突然间，一架日机掉转机头，正对着我藏身的土沟骤然俯冲下来，我想：“?獯慰烧娴囊胁柿耍沟隙ù咏诺字贝┑酵范ィ　笨墒牵⒚挥型兜裁挥猩ㄉ洹２灰换幔飞系牡谢挤勺吡恕?

此时，站内只有一辆汽车，那个胖司机跑回来，跳上车，将空着的汽车一溜烟疾速开走了，把还来不及上车的乘客全都撇下。当第二辆车终于抵达时，大批乘客一拥而上，结果谁也无法从车门挤上去，于是人们从车窗爬进车，脚和头塞进去了，大半个身子却悬在车外。就这样，超载一倍的汽车摇摇晃晃地上路了。这时我只觉得，即使被日本飞机炸死，也至少比活活闷死在车内来得痛快一些。将近日落时分，到达一个市镇。我们雇了一辆私人汽车，把我们载到渡口，赶上了运客的拖船。晚上，我们转乘舢板，沿着一条长长的运河，穿过成片的稻田，驶向葡萄牙管辖的澳门。

我们出发的这地方，白天刚刚遭受过日军的一轮空袭，许多人被机枪打死，我们必须赶在日军开始下一轮袭击之前尽快离开这个危险之地。行出不远，却见前边一艘运砖的帆船倾覆了，横挡在河道当中，后面几百个又急又惊的乘客，呆在各自的船上动弹不得。我们船上的两个乘客和我一起弃船登岸，沿着河边的山路往前赶，走过那段堵塞的河道后，我们雇了另一艘小船，日出时开始启程，全力赶往澳门那个安全之地。我抓起一只桨，快速地划着，让同船的人看看我这个洋宣教士划船的功夫并不输给他们。一整天里，我们头顶灼热烤人的烈日，在河汊交错的航道中不停划行，还要小心躲避日军的搜索和袭击。不知经过多少个小时，太阳终于落山了，我们大大松一口气，不仅是因为气温稍降，更是因为日军在夜色中不容易发现我们。我们继续划船，当远远看见澳门岸上闪烁的灯光时，我仿佛看见天堂的光明一般欢欣鼓舞—惊险冒死的旅程总算结束了。

我从澳门搭船去香港，再转渡轮去长洲，全家都在那里等着我。?颐怯只独滞啪哿耍?

在香港，当我计划穿越日军封锁线重返内陆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争着要和我同行。我告诉他们，我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甚至连我本人和我携带的物品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在最后组成的队伍中，包括十二名中国女性（她们都是教师或学生）、一位中国牧师和他的家属，两个逃出希特勒魔掌的德国医生，一名英国红十字会的护士，还有一个身高体胖的美国人，他特意要到中国来体验一下，以便写一部书。可真有他的！

在澳门，两辆中国拖车把我们所有的货物和行李装上船。之后，迎着天边的落日和拂面的微风，我们从码头启航。

澳门和中国内陆之间是一片开阔的海面。我们面临两个冒险的选择—白天航行可能会被日军的舰艇击沉；而晚上航行则可能遭遇海匪。我们决定冒后一种风险。

夜幕将临时，一伙男子划着一艘又长又窄的木船，悄无声色地驶到我们前头，向我们索要“保护费”。我们没有多问一句，尽快付钱脱身。

继续前行，又遇到另一艘海匪船，船上的人静静地划着桨，其中两人手持火枪，只要轻轻一扣扳机，准会打得人满脸开花。我们的人看见这阵势，不由得血压升高，双膝发软。我们交了钱，在月色下的海面又航行了两个多小时。

又一艘长木船靠了上来，匪首站在船头，脚下架着两挺重机枪。这次不同了，他们要五百港币现金，马上就要！我试图和他争辩，说我们已经交过钱了。他对我说：“你没看到远处岛上的灯光吗？如果不立即交钱，我就把你、连同你的船和人，全部拉到岛上，我们有四百多号人在那里等着呢！”我转身对同行的人说：“各位，你们都看见了，他们要五百元，立刻就要交。”接下来，是我平生最快速的一次筹款——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全都立即掏兜取钱。交钱后，我们继续航程。炎热盛夏的?砩希颐遣坏恍枰茸由攘梗炊貌寄ǘ钌系睦浜埂?

两个小时后，又一艘海匪船挡住去路。这次，我们的一位德国医生站起来准备抵抗，但船上由我做主，为了避免纠缠耽搁，还是决定交钱了事。过了两个小时，又一帮海匪围上来，这次他们直接闯到我们的船上，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抢。当发现有几个姑娘把钞票卷起来藏在头发里后，他们就把女人拉扯过来，从头到脚搜掠她们的随身财物。一个胆子较大的女教师双手握拳，两眼冒火，似乎准备拼命了。我正要过去帮她，一个瘦长高个的海匪一枪托打在我的肋上，喝令我返回舱内。最后，海匪搜掠完毕，我们一行人继续开船。

天近拂晓，我们在一个由中国军队守卫的岛上靠岸，全船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我已经身无分文，所幸的是，毕济士医生在香港交给我带回梧州的那些宝贵的医用物品没有被海匪劫去。

我们决定雇运河上的小船北上。把药品和器材放进装大米的麻包袋后，我们坐小船驶往内陆，并祈求这些货物可以一路平安运抵目的地。

经过多番水路和陆路的曲折辗转，冒险穿过日军的多处封锁后，我们终于到达梧州，全队人员和所有货物都安然无损。当看着我带来的医药物品被搬进思达医院大门时，我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

九死一生

大约一年后，我登上一艘中国拖轮，再度南下?愀郏幕褂薪苘鐏6?1格林（Jessie Green）和两名中国女信徒。船刚启航，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声，要跑去思达医院后山脚下的防空洞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待在原地默默祷告。十八架日本轰炸机咆哮着在江面和城市上空窜高冲低，不停地投弹。炸弹在我们四周爆炸，船上所有物品都被震得一塌糊涂，船舷内陷，甲板鼓起，天花板坠落，碎玻璃和碎木块四处横飞，仿佛有一双巨大的魔爪要把我们撕成碎片，身边不时有人被击中，奄奄待毙。

当最后一颗炸弹响过，日机飞远后，我站起身张望，透过船的后窗，赫然看见又有九架敌机正排成纵队，向江面上空飞来。我立即转身，不等对方开口邀请，就加入到三位女基督徒的祷告行列之中。她们正俯伏在地上，祈求主的怜悯保守。我以手撑地，双膝跪下，把一个帆布行李袋套在头上，以防被炸弹碎片擦伤。此刻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祷告：“主啊，如果你还有工作要我在世上完成，就求你不要让炸弹伤着我。”

随后的几秒钟，我经历了一生考验中最紧张的瞬间。我们清楚地听到炸弹呼啸着朝我们头上直落下来，我们紧紧抱成一团，估计顷刻之间就要粉身碎骨了。然而，一切安然无恙！我睁开眼睛，发觉自己的脸距离甲板仅八至十英寸左右，底下是一位中国姊妹。她已经昏厥过去。刚才她凭着信心祷告，并把头埋进我怀里躲避。信者得平安—她全身丝毫无损！

敌机远去后，我起身走出船舱，只见岸边的船只、房屋，以及整座城市，全都陷入一片火海，江边的码头正在燃烧，烈焰腾空而起，四周的船只不是翻沉就是被大火烧着，无一幸免，视野之内，到处散落着被炸断的人体残肢，大批人淹死在江中。码头已被完全炸毁，我们无法离船上岸。再过几分钟，我们的船很可能也要沉没。我对着格林小姐、蔡姑娘和另一位中国女信徒大声呼喊：“快！起来！”?液盟嵌济挥惺苌耍芸炀退招压础Ｎ易テ鹞业男履ν谐等咏铮Ｍ杏婷窨醇螅梢苑⑾治颐恰?

这三位姊妹中，有两人略懂水性，另一位则是旱鸭子。下游不远处，还有另一个码头尚未着火，由锚链固定在岸边。我跳入水中，蔡姑娘随后也跟着跳下，当她再浮上水面时，她抓住我的衣襟，我把她拽到锚链旁。接着，我又把格林小姐拖到码头边。另一位不谙水性的中国姊妹刚一落水，身子就直往下沉，两脚不停乱蹬，我使劲揪住她，把她的头拉出水面，湍急的江水把我们俩一起冲往下游，我全力腾出右手，抓住码头边缘的最后一节锚链，把那位快要被溺毙的女子拖到码头旁边。

我向岸上游去，但这时已经精疲力竭，眼看自己也快要沉下去了，情急之际，我想起了漂浮，就尽量屏住呼吸，放松身体，像只翻转肚皮的青蛙一样随水漂流。我被江水冲到一艘小船旁，船上站着一个船夫，正往上游方向划桨，船上两个女孩看着我尖叫起来，以为我会掀翻舢板，使她们落水，其实我只是抓住船边，他们把我往南岸方向拖，其后送我上了一艘帆船。我在船上稍歇一阵，后来，一艘路过的海关机船把我接走。我们沿江而上，回到仍在燃烧中的梧州城。我们去到刚才和蔡姑娘失散的那个码头，却不见一个人影，而码头此刻已经成了一座火焰山。我们刚才乘坐的那艘船也已被大火吞噬，我们的行李、电影摄影机，以及其他所有的钱物，全都被付诸一炬。

机船继续沿江搜寻，在水中救起格林小姐和另一位中国姊妹。我们赤着脚爬上岸，走回到思达医院时，我们亲爱的华理士医生（Dr. William Wallace）在大门口迎接，他说：“老兄（他一直这样称呼我），今天他们把我们炸得够呛。”他的手术罩袍从头到脚全是血迹。

我们再去江边继续寻找蔡姑娘。大约两个星期前，她刚做完一次大手术，我们原以为她这次必死无疑了，没想到当我们找到她时，她不但活着，而且毫发无伤，还得到一位从我们广州浸信会传道部来的中国基督徒士兵的照料。确实，主时刻眷顾祂所爱的人！

思达医院五楼顶层的钢筋混凝土天花板被炸穿了一个大洞，住院部的大门飞脱，所有楼层的玻璃窗全被震碎，溅落一地。整个医院满目疮痍，一片狼籍，到处挤满了待急救的男女老幼，炸伤、烧伤、砸伤、压伤……病床上下、走廊地板，到处是流血的躯体、无助的呻吟、痛苦的哀号，甚至绝望的死亡。手术室内，华理士医生和他手下那班忠实的医护人员，正一刻不停地全力抢救伤员——开刀、缝线、包扎、止痛、上药……平日整洁有序的医院，此刻恍如一座可怕的屠场。在城内另一头，宏道女校也被焚毁。各处呼声迫切的求助，远远超过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援。

我到大楼各层巡视，无数的伤患者在呼天哭地，有好心人恳求我给他们打针止痛，我只能回答说医生和护士们正在尽力加紧抢救。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是那个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奄奄一息的中国小女孩，一块弹片撕裂了她天真无邪的小脸，鲜血不断从伤口涌出，在地上形成一道弯弯曲曲的血流，随着生命的逝竭，她的脸色逐渐变得惨白。

晚上，我走到地下室的“平安房”（太平间）。这里一片死寂，死亡的恶魔仿佛在向我狞笑。确实，它今天夺去了许多生命，这里就躺着三十八具成年男女和孩童的尸体。（未完待续）

高潮 · 发表于 2010-2-23 19:07

亲历汶川大地震中的中国基督徒zt

为了让基督徒们知道我为何胆敢一人反对基督教，山寨基督徒，质疑基督教信仰。所以我有必要将我在汶川大地震中所见到的基督徒们是什么样的面目说上一二，这一回我不山寨基督教，基督徒了，我会原生态的描绘基督徒们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基督风范。

   5.12汶川大地震时，我正在离震中一千公里以外的老家四川省凉山州山寨里。交通，通讯中断几天后，在5.16日晚上我独自一人带了些药品，物资就踏上刚开通的成昆铁路列车，驶向成都。我很怀疑官僚作风的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我这一次去只是简单的想尽自己微薄的一点力量，却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以后的近三个月地震灾区时间里，让我见识到了和我无多大关系的中国基督徒的一些真实面目，以致日后倍受基督徒们的指责，攻击、、、

   到达灾区后的其他经历我就不多说了，我今天说的是基督徒。那就先说我在灾区第一次见到的基督徒吧，说实话我以前到现在从未有任何宗教信仰，当然基督徒们就像知道上帝心思一样的知道我的心思，可以说我是无神论的牺牲者，可以说我是异教徒，可以说我没有信上帝、、、随你们怎么说吧！现实中的基督徒我还很陌生，当然在我没有挑战基督教这个庞然大物，山寨基督徒们以前，我对基督教，基督徒没有什么感觉，以平常心对待。到达灾区后我和一些刚认识的志愿者朋友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转移，护送病人，搬运物资到灾区。晚上就在医院照顾病人，那时的形势很恐惧，病人太多，病情很严重。志愿者人数在起初很少，后来在一片混乱复杂的形势下，基督徒们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的从全国各地来到四川省医院照顾病人，有贵州，武汉，南京，无锡，郑州、、、、各个教会的，男女老少，士农工商都有。我仅在医院见到的基督徒不下三四百人。刚开始我倒是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好的，还觉得这样的基督徒还不错，后面在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而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基督徒是这样的连普通人都为他们感到害臊脸红的一群人！

   原来基督徒不远千里来到四川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利用大地震给人造成的心理恐惧，精神错乱，神智不清，对死亡的恐惧等心理空隙，向那些死里逃身，饱受苦痛的人们传福音。基督徒们都很欣喜雀跃，我听到的祷告词都是这样的：感谢上帝的震怒，【意指汶川大地震】让基督徒能有进入四川大规模兴旺福音的机会、、、、、、没有比这样的乘人之危还可恶可耻的了。四川大地震的十万人命，无数个悲痛的惨叫，在基督徒那里竟然是他们千载难逢的传福音机会，按照基督徒的这个逻辑推论，四川人民遭受大灾，还要感谢你们上帝的震怒吗？很多基督徒不是说见到神了吗？你们把这个上帝请出来，看一下全国人民会不会拍他板砖。

   四川是个佛教，道教盛行的地区，百姓大都不接受基督教信仰，然而基督徒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很多灾区的百姓本来好不容易被救出来，身心剧痛，那种惨状用不着我多说了。基督徒们借照顾他们的名义，日夜在这些病人面前讲：信主的人永生，上天堂多么美好，不信的下地狱多么悲惨，比大地震还要痛苦，得不到上帝的宽恕等等之类话语。引诱加恐吓大地震中的幸存者信仰基督教，乘人之危，乘虚而入，卑鄙到无耻，无耻到脸都不红。

   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由于白天我们一直都在各地护送病人，运物资，晚上就照顾病人，或者有余震时转移病人到楼下。连续一个星期实在太累了，我之前照顾过的一位七十多的，肋骨，小腿骨折的老奶奶，由一位中年女基督徒接过去照顾。凌晨时分，我和志愿者朋友在过道上躺着休息的时候。这位老奶奶叫护士喊我们俩过去，我们一看老奶奶很痛苦难受的样子，急忙问怎么了。原来那位女基督徒根本就没有好好照顾老奶奶，整晚一直在讲道，传福音，讲信基督教的上帝、、、、、老奶奶本来身体已经很虚弱，肋骨骨折后气都提不上来，这位基督徒竟然还要老奶奶从床上起来，坐着低下头佝偻着身子，接受她手按脑门的受洗仪式。老奶奶就这样被她给弄的又痛苦，又害怕。之后这位基督徒在完成基督教的受洗仪式后，转身丢下老奶奶一个人接着寻找下一个受洗目标去了。当时在场的人听完老奶奶断断续续的讲述后，无不愤怒，这他妈的叫什么人？还是基督徒们一直挂在嘴边的引以为豪高素质代名词的“基督徒”这个词吗？基督徒们别怪我爆粗，我的素质肯定没有高人一等的你们高。

   当时我们就觉得很愤怒，真想找到这个人拍她一板砖，我和同学到处寻找她。在几十层的大楼里到处找，没有找到。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中，从很多我们熟悉的病人那里，却发现了很多基督徒和这位女基督徒的行径差不多，都是在传福音。稍好一点的基督徒就是病人对基督徒说想休息了，或者不客气的说请你不要讲了，我不信基督教、、、、才会知趣的闭嘴，接着再次物色那些看似容易接受基督教的病人对象。在这了解的过程中，我记得一个被烧伤的阿姨曾经说起，有一位女基督徒对她说，上帝已经来到中国了，还是河南的一位女性，女基督多么好，为了我们大家死了、、、后面随着我对基督教了解增多以后，恍然回首时，才知道那是基督教的一个很邪的教派，东方闪电！

   当时我和其他志愿者就一起向基督徒负责人交涉这件事情，那位知识分子模样的负责人特意嘱咐我们，不要告诉医院和政府，保证以后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保证不传福音。可是后面基督徒们在医院依然在悄悄进行着他们狂热的福音事业，践踏别人的信仰自由。医院后面也知道了这些伪善的基督徒是为了传福音而来的，没有两天就请基督徒团体离开了。

随着灾区营救挖掘工作的结束，百姓生活物资急缺。我们志愿者团队数次倾囊集资，购买物资进入青川，彭州，都江堰等地的偏远乡村分发给当地的老乡。但是我们的力量毕竟太小了，大家已经穷的连吃饭，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我身边的志愿者朋友因为种种原因渐渐离去。眼看着那些无助的老乡在废墟中寻找生活用品的凄凉悲惨场景，我心里真不是滋味。灾区人民不是像政府，媒体宣传的那样，生活的坚强，乐观，心里有底、、、、、中国底层社会的黑暗现实，在汶川大地震中一览无遗。也就在我正两难其下的时候，身边一位志愿者朋友，【后面我才知道他信上帝，但是他很不想做基督徒，】通过一些渠道获得了基督徒组织的物资援助。我当然很高兴，决定不管任何困难，不管什么宗教徒，再继续留下来尽力帮助那些百姓。也就是这一决定使我日后对基督教有了更加深层的了解，基督徒们看到这里又会说我没有触碰到你们的核心经典著作，我只想说的是：著作是死的，基督徒们的言行思想是活的，我瞄准的就是基督教的这些活靶子，我打的就是活动靶！

   言归正传，还是接着说基督徒。当时成都的基督徒的爱心组织我去过的有好几个，说爱心组织是赞美的话，说实话就是福音组织。为什么是福音组织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在基督徒组织那里，我们向负责人讲述了灾区百姓的一些困境和来意，负责人倒是很不官僚主义，很爽快的就允许我们进仓库拿一些物资。由于我们就只有几个志愿者，人少力单。就我和那位“神徒”朋友是男的，所以只能从成都转几次车，再背着物资徒步走进都江堰向峨乡的山村。基督徒组织的仓库里面的物资就像基督徒们一样，都很富有，充裕。当时五月底灾区百姓最急需的就是帐篷，我曾小心翼翼的向组织领导请示，可不可以拿一些帐篷给那些住在漏雨简易棚里的老乡。组织领导很有素质，婉转的回答我；那些帐篷是用来给到绵竹的基督徒们长期驻扎下来传福音准备的、、、、就是这一批大型帐篷，我的目测估计是六十顶以上，每顶帐篷基本可以住一个四口之家。直到我八月初离开成都时，它们像满身尘土的我，依然很安静的躺在不安静的基督徒爱心组织的仓库里。我带着一颗满是尘土，辛酸，疲惫的心回到大凉山低头沉思，在灾区几个月一直强忍着的男儿泪水终于忍不住全部迸发出来了，并由此爆发的是我对基督教，基督徒愤怒质疑的滔滔江水。

   随着对基督徒组织的熟悉，我们在灾区的多个地方的深入了解。基督徒组织开始为我们这个非基督徒的志愿者团队派车，派采购员，派基督徒志愿者，以便多拉点物资去受灾严重的村庄，顺便也满足那么多基督徒灾区游，灾区传福音的迫切愿望。基督徒在灾区传福音的情况刚开始在基督徒组织里面是大力提倡的，赤裸裸公开的。他们的公开标语，口号都是：这正是兴旺福音的大好时刻，神必得中国等等之类的。而且基督徒们传福音我见到过的最令人感到无耻，阿Q,，伪善的就是，有一次我们这个小团队，背着物资徒步进入都江堰彭州交界的一个村庄的时候，遇到一群基督徒，开着清一色的丰田越野车。其中有一个基督徒认识我们的那位朋友，当时就大家聊起来了。那位基督徒以为我们其他几个人也是基督徒，难掩喜乐激动的表情，无比庄严，神圣的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这样的：哇，感谢上帝。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经过我们的讲道，经过大地震，这个村庄的老百姓全部信主了，你们也要多努力为主传福音，兴旺福音、、、、每一句话后面都要来一句哈里路亚，弄得我那朋友嗯，嗯的只点头，不说话。

   后面我们从老乡那里才知道，这些基督徒是怎么传福音的，开着车进村，看哪里人多就把老乡召集起来分发急需的物资，接着叫知恩图报淳朴的老乡，跟着基督徒们做个决志祷告，念一段台词，拍几张照片带回教会去，完了后油门一轰开车走人了事。几个月的时间里我还很多次看见基督徒们这样闪电式的传福音，不细说了。哈哈，上帝如果是人的话，肯定要被基督徒们气死。这样的基督徒都还算好的了。在汶川映秀镇，还有基督徒们拿着已经不急缺的几吨大米，要求当地的百姓信基督教就发一袋二十斤的大米等物资。仪式，台词还是闪电式的那一套。对全国爱心人士心存感激，淳朴实在的老乡碍于面子，当时默默的收下了大米，不过基督徒们走后直接把大米倒给猪吃了、、、、说的那些有辱基督徒们光辉形象的话语就算了吧，免得你们说四川人民不知感恩为何物。免得你们说基督教这么好的福音大礼怎么灾民不接受，还这样不识好歹。这样的基督徒用不着我多评论了，老乡们的行动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基督徒组织的领导者后来也意识到这样传福音不光彩，不安全，不是真福音。一再禁止去往灾区的基督徒们不准传福音，不准私自拿钱财给老乡【到现在我都很后悔当初为了多为老乡筹集资金，接受了有些基督徒们盛情难却的捐款，正是接受了基督徒们的捐款，我在基督徒眼里就是一个小人，忘恩负义的魔鬼。后文交代】。但是仍然有很多基督徒连自己组织的领导者的话都不听，继续传着福音。他们只听圣经的一句话：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基督徒们从各地赶来，都不想住在成都的酒店里面，争先恐后的向组织申请去灾区。早上开着越野车，大巴，装备着长枪短炮，一路咔嚓咔嚓的闪个不停，夸赞灾区人民的生活环境多么的好，空气清新，山清水秀，真想从城市移民到灾区、、、、到达村庄后，在村里转几圈，还是拍照留念，然后带着他们最特别的爱心大礼“福音，基督教信仰”慰问看望灾区百姓，下午回来后再由几个“基督教战地记者”连夜写稿，文章绝对煽情，文采肯定比我好。大肆描述灾区百姓如何饥渴的需要基督教福音来心理辅导，治疗心理创伤。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基督徒们为了“灾区福音游”便蜂拥而至、、、、

   基督徒组织内部的管理，财务，人事，行政权力支配，极度的混乱，这个组织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连接平台，全国十几二十个大中城市，国外，香港，台湾等地教会都有联系人，负责资金人员的协调筹集工作。几位主要发起人在国内的其他地方遥控掌舵，成都由两三人现场负责，或者由其他各地来的有管理能力的基督徒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但是真正动摇权威领导人的一些权力根基时，组织的领导人就赤裸裸的排挤别人。成都组织的负责人走马灯似的轮流着上台掌权，一拨接一拨。组织的目标口号也是很像基督教信徒人数量一样庞大，决心在四川呆三年花几亿甚至十几亿建设一个基督教的迦南美地，但是其最终目的是让中国家庭教会浮出水面。可是半年不到就连网站都快倒闭了，组织也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样假大空的作风还不如帮助老乡拆房，揭瓦，推墙，盖房来的实在。该组织四处洽谈援建项目，大型饮水工程，福利院，家园社区，医疗机构，但是无一不要求长期驻扎，以便打福音持久战，公开他们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特殊身份。号召基督徒们奉献资金，但是资金的流放权力始终掌握在一两个人的手中，财务状况也不透明。这是我在基督教组织的所见所闻，截止到八月初。

   随着灾区的物资需求不是很急缺，我和基督徒信仰观点背道而驰，再加上看不惯很多基督徒们虚伪的言行说辞。我和朋友就和这个基督徒组织的领导人讲明了，我们力量小不适合和你们合作，大家各尽其能，各走各路。领导人以发工资，都江堰的片区负责人等条件来挽留我们。我们做事可不像基督徒们那样为了传福音，所以更不可能再继续共事下去了。接着朋友一家人，妻子，儿子变卖店铺从深圳搬到了都江堰，我们几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远离基督徒们以后，我们做事情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有价值。为了怕基督徒们说我为自己脸上贴金，粉饰，我和朋友在灾区做的事情就不敢在这和基督徒们说了。因为你们是靠信心，称义，得救，进天堂，高人一等的。我这么渺小，没想称义，进天堂的一普通人，而且我又这么激烈反对你们的信仰，哪里敢在你们基督徒面前谈我的行为呢？

   八月初回到家里后，身心疲惫。全中国在大地震两个月之后，奥运到来之时，陷入一片自豪，骄傲的民族兴奋中去，汶川大地震中的种种黑暗，惨状早已被很多人遗忘了。我无心看奥运，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呆着，想着，回忆着那永远难以忘却的一幕幕，当然包括基督教。在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写下了《致中国基督徒的公开信》一文，客气，委婉的表达自己的一些真实经历感受。但是谁知道这一篇文章一贴出去，就惹恼了基督徒们。网络上四处封杀，攻击。现实中还有北京的一些基督徒怀疑，侮辱我的人品。说我接受了基督徒的一些救灾捐款，现在还这样忘恩负义的攻击基督教，说基督徒们的坏话、、、这样的基督徒在灾区的时候还说我是小天使，多么的正直勇敢公义。可是就是因为我坚持质疑基督教，揭批基督徒，转瞬间我就成为他们眼中邪恶的大魔鬼。如果说“拿人家的手软”的话，那我即使拿了也对基督教，基督徒们绝不手软，绝不嘴软，更何况我不是为自己而拿。

   谢谢那些极少部分，无附带任何福音，基督教信仰强加性质，真诚，真心帮助过四川人民的真基督徒们，我代表四川人民向你们在这里向你们鞠躬，以表敬意。我怀疑一切，但是我相信并尊重你们。我们一直是朋友，为你们祝福！

   我知道我讲述的这些基督徒在灾区的表现，很是让基督徒们难堪，但是为了你们所信仰的基督教的无比正确，完美，高贵面目，所以我相信你们还会继续说我的见闻是片面的，主观的。那请问基督徒们，难道真实经历和感受那么多来自各地的基督徒，还比不上你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所见到的基督徒更全面，跟客观吗？你们这是什么逻辑？我可以毫不谦虚的说，我见到的基督徒可以和你们基督教全国各地四处讲道的牧师们有得一比，收起你们那自以为是的基督教圈子思维意识吧！

   基督徒践踏宗教信仰自由，伪善，狂热，邪乎等极度十诫、、、、、都可以在我的灾区见闻中略窥一二。所以我第一次举双手坚决支持党的不准跨地区传福音，不准在公众场合传福音的英明政策。我不反对，质疑其他教派，但是中国基督教，也就是福音派的家庭教会基督徒们，对于你们的言行，信仰思想，我会一直坚定的反对，质疑到底。因为基督教的福音带有思想文化层次的侵略攻击性质，邪乎狂热的基督徒们对社会的影响危害也在逐渐加深，最重要的是你们基督徒信仰基督教后反而连世人公认的准则都可以践踏。

汶川大地震后，我算是四川的一个反对，质疑基督教，基督徒的孤单声音，但是星星之火有天总会燎原的，更何况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所以我不会害怕你们庞大人群的车轮战，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Onesimus1970 · 发表于 2010-5-4 19:07

途中被羁
我又一次沿西江南下香港采购物资。在船上，我结识了一位准备去澳门的中国男子，此后他与我一路同行，沿途帮助我顺利经过日军的多处哨卡。到了江门，他得到消息，跑来向我报讯说，此地所有船只未经日军许可，都不准离开。
我决定直闯日军总部，要求他们准许我乘飞机或搭船去澳门。他们对我仔细盘问，想从我嘴里打探中国内陆的情况，但我无可奉告。后来，他们从我衣兜里发现一张收据，那是一年前我写给香港的日本领事的。因为那次日军空袭梧州时炸毁了我的行李和摄影机，我向日本驻港领事索赔，起初他抵赖说：“我军不会做出这种事的。”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不想把美国继续当作朋友吗？如果你不赔偿我的损失，我一定把这事公诸于众。”他犹豫片刻后，拿出七百港币现金给我，并要我写一张收据。我爽快地同意了，但自己也留了一张存根，以防日后万一有什么流言蜚语时好作凭据。
此刻，日本军官像抓到什么把柄似的，问我：“这收据是怎么回事？”我想起圣经的教导，当我们被带到官长面前时，圣灵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马太福音10:19-20)。于是我回答说：“阁下，这是我和尊敬的日本领事之间的私事。我不会对此吐露一个字的。”显然，他们起初怀疑我是中国或美国的间谍，现在又发现我拿了日本人的钱，莫非猜测我同时也是日本间谍？为了摸清底细，他们把我带到城内最好的一间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告诉旅馆经理我的一切费用由日方负责，然后把我独自留在那里，不许擅自离开。
过了几天，我悄悄托人捎信给驻香港和广州的美国领事。他们得知我被日军羁留在江门，立即向日本领事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军方只得连夜把我送上去广州的船。感谢主！我的多次祷告得蒙垂听，他使我平安获释。
1940年12月抵达香港后，我立即订了下月去美国的船票，送太太和孩子们返回老家。太太希望等到我的假期到时，全家再一起走。我坚持说：“不！日美两国之间迟早会开战，我希望到那时你和孩子们都安全地呆在得克萨斯。我自己可以冒挨炸弹的风险，但决不能让你们冒这种险。”
启程的日子到了，我站在岸边向亲人挥手告别，轮船载着他们逐渐远去。在最后一刻，美国学校也决定停课，把学生全部送回国。因此，孩子们在船上可以和许多同伴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旅程，但令人伤感的是，他们当中许多人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踏足他们出生的这块土地了。
暂别中国
我再次历尽艰险，把二百多箱医药和食品从香港经水陆两路，穿越日军的重重隔阻，辗转运抵梧州后，重建宏道女校的任务落到我身上。多年前我参与过该校的筹建，现在又再次修复房顶、重装门窗，购置桌椅、床铺。不久，学校重新开学，继续原先的事工—培训青年女性做事奉的工作。
日机的轰炸毁掉了梧州城的三分之一，数以千计的难民无家可归、无以果腹。我们在浸信会教堂后面搭建了一个大厨房，用蔬菜煮米粥，难民们每天在思达医院门前排起长龙，等着救济，由我们教会的同工用长勺给一群接一群的男女老幼施粥。后来，我在自家后院也搭了一个粥棚，以应付日益增多的家园尽毁、挨饥忍饿的难民。
珍珠港事件之后，香港也沦陷了。因磺胺类抗菌药物的供应极为缺乏，华理士医生请我去桂林想办法购买。从梧州去桂林，往返需时十天。我找到一瓶一千粒装的磺胺，价格竟然高达三千二百五十美金！但我们梧州医院的许多病人正是靠这药而重获生命的。那是一段极为可怕的日子。一次空袭过后，华理士医生和他那些忠于职守的医护人员一起，整天不停地做急救手术。他从早到晚根本没时间吃一口饭，晚上我拿了一点牛奶给他，要他喝下去。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他手下的中国医生和护士也都为抢救伤病员而忘我地付出一切。难怪梧州的群众这么爱戴他们的华医生。
由于营养不良和环境恶劣，我的牙齿变坏了。一位中国医生给我补牙，但因消毒不彻底，我的半边脸肿胀得像个气球一样。最后，华理士医生帮我把这只报废的牙拔掉。
不久，我的舌头也开始肿了起来，还布满了红斑点。华理士医生对我说：“老兄，赶快收拾上路，立即回美国去，好好吃点东西，不然你就要饿死在这里了。”我虽然很不情愿让他一人独自留下，但如果我真要饿死在他手上，那还不如尽早动身。我离开美国已经八年，与家人分开也近五年了。我依依不舍地向华理士医生和他的同工告辞，暂别这个生活了近二十五年的家。
当我乘坐的船离开梧州码头，驶往桂林时，一班信徒站在岸边，挥动手帕，唱着“天父必看顾你”，为我祝福送行。
战后重建
1946年的第十三个星期五，我乘船从旧金山出发，横跨太平洋，重返神秘的东方古国。抵达桂林后，目睹全城一片废墟，百分之九十六的建筑都被日军的炮火摧毁。浸信会教堂、医院、学校、圣经学院、宣教士宿舍等，全都变成颓垣败瓦。
在医院我住房的原地，我搭建了一间小屋，在露天的树下摆一张折迭餐桌、放一个野营用的炉子。厨工阿永和我一起开始收拾家当。
日本侵略军投降后，重建开始了。男女老幼纷纷出动，清理废墟、填平防空洞、铲除六英尺高的杂草。圣经学校最先修复的两个小房间，被当作临时宿舍。浸信会的礼拜和主日学也相继恢复了。这些重建费用大部分是田纳西州诺克斯韦勒（Knoxville）的鲍威兹小姐（Miss Laura Powers）以纪念她父亲的名义捐献的。同时，桂林的浸信会堂也在重建，浸信会医院已部分修复，宣教士宿舍已建成公寓式的楼房，以安置随后到来的宣教士入住。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间，几位宣教士及其家属陆续经香港、广州抵达桂林。一年之后，我的妻子乘火车穿过广州和桂林之间盗匪猖獗横行的地区，平安来到我身边。此前，在火车上的一个冷风刺骨的夜晚，太太倦缩在睡袋里，梦见有山贼突然来袭，但她怎么也无法从睡袋里挣脱出来。从此之后，无论如何她也不肯再在睡袋里睡觉了。
我们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中国信徒灵命的复兴和心中希望的重燃。在重建城市的各处工棚之中，我们因陋就简地开展起街头布道。无数的中国民众，不论贫富贵贱，都热切地渴求福音的浇灌。许多人听道后便信了主耶稣基督。在高中和广西大学的校园内，举办了圣经学习班和福音布道会。一百多名大学生参加了由宣教士主讲的查经班，另一个专为大学教师开设的查经班，也有二十二位教员参加。圣经远供不应求。一个寒冷的冬夜，有二百二十五名高中学生步行四英里路程来听宣教士讲关于永生的福音，当晚几乎所有同学都表示接受耶稣。第二天晚上，又有四百名学生走过同一条崎岖的山路前来听道。
在柳州，我接收了联合国救济组织提供的几大卡车医药品、食物、衣服、蚊帐以及一集装箱的奶粉，并负责分发给华南地区的桂林浸会医院、梧州思达医院和浸信会大衾麻风病院，同时也派发一部分给桂林周边的浸信会教会。
我们带上简单的行李，坐上满载医药品的大船，挥别了桂林的同工，从抚河顺流而下前往梧州。桂林“重建城”（参阅尼希米记）的事工已经完成，我们即将开始新的征程。
在洪水泛滥的抚河上航行数天之后，我们回到阔别已久的梧州。把部分救援物资整理好交给华理士医生后，太太和我来到我们四个孩子出生的那栋房子。我们一家人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此后就再也无法重访故地了。每念及此，我们的心就如撕裂般伤痛。
我们向华理士医生道别：“再见啦，比尔。”却根本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1951年2月，威廉•华理士加入到殉道者在天上的光荣行列之中。
我们把余下的物资搬上一艘拖船，前往台山的大衾岛，那是我们在中国这块可爱的土地上的最后一站。当船经过土匪肆虐的地区时，我和太太走进舱底，坐在拥挤的货物中间。虽然不舒服，但总比万一被子弹击中要好得多。感谢主一路看顾，当我们在台山安全登岸时，心头大石才终于落地。
我们带来的医药和其他救济物品有一百多箱，车拉船载，分六次才装运完毕。我们还来不及开箱，一场三十年一遇的强台风和大海潮就汹涌而至。四十八小时之内，怒吼的烈风夹带着暴雨，把附近的小河变成一片汪洋，我们在山顶的屋子成为一座孤岛。
荒岛恩光
台山没有浸信会或其他教会的宣教士，一班中国基督徒告诉我们说，他们一直祈祷，求主差派宣教士来此地。此刻，他们认定我们夫妇的到来，就是主对他们祷告的回应。
我们帮助重建台山的浸信教会。当修复的教堂装饰一新重开大门举行礼拜时，信徒们都欢欣雀跃，兴奋不已。太太很快就忙开了，组建诗班、举办训练班。看到饱受战乱之苦的青年人那么渴慕为主作工，我们也深受鼓舞。
牧师带我去访问大衾岛的麻风村。这是日本侵华后第一次有人探访该岛。我把行李袋挂在自行车后座，一个当地人骑车搭我颠簸了三十英里的村路，再翻过一座山，才到达一个村子。我在村内一间新建的浸信会教堂讲道后，当晚划船渡海前往大衾岛麻风村的医院。
天近拂晓，我们抛下锚。我吹响一只大螺号，麻风病人听到后，立即唱起赞美主的诗歌来回应。这是发自内心的最美妙的歌声，他们切盼我们的到来，已经等得太久了。此刻经历的情景使我深切体会到，终将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之舟也要结束最后的航程，停靠在永恒的岸边，到时必会听到救主欢迎我归家的声音。
日军的袭击过后，原先一百多人的麻风村，只剩下三名幸存者。我们彼此愉快问安之后，吴弟兄和我跟着麻风病人一起，去村内的教堂举行礼拜。堂内的桌椅板凳已经荡然无存，日本人撤离后，中国海盗把这里搜掠一空，门窗、家具、设备等全被劫走，我们的所有建筑物包括教堂、医院、十四间宿舍以及行政楼等，内部全都空无一物，但病人们依然小心保存着自己珍贵的诗歌本。
大衾岛原是驻美大使伍廷芳代表中国政府交给美国浸信会的地方。力约翰弟兄（John Lake）夫妇曾经把此地建设得颇具规模。现在，为大衾岛麻风病人“重建城墙”的责任就落到我身上。我返回内陆，买来建材和设备，雇来木工，计划在1948年夏天完成重建工作。
在该岛的另一侧，居住着七十五户海盗。当我前去探访并向他们传福音时，他们的态度颇为友善，也有兴趣听主的信息。内地一位好心的青年基督徒，自愿来我设在岛上的浸信会学校当教师，给海盗的孩子们上课。白天，男孩子们挤在小小的教室内上课，晚上则是女学童上课的时间，因为她们白天要上山或下田干活。我最后一次去探访时，海盗们恳求我去给他们建一间教堂。
可是不久，追击这帮海盗的中国海军把大衾岛包围，炮弹和机枪子弹如雨点般倾泻到岛上。
一年之后，在1949年夏天，主应允我们的祷告，差遣一位医生来岛上接管麻风病院。杨医生（Dr.JoshuaYeung）夫妇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台山，杨太太还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我们把他们的行李及带来的大批医药品搬到靠近海边的赤坎教堂内，当晚就在那里暂宿，准备次日登船出海去麻风村。
半夜，我们被两只公羊撞门的声音惊醒。我下楼开门一看，只见四个蒙面劫匪，一手握电筒，一手拿手枪，正瞪眼望着我。他们命令我坐在长凳上，用绳子把我双臂反绑，站在我面前的那个劫匪用枪指着我胸前不停地说：“不许动！否则就毙了你！”杨医生也被劫匪用手枪打伤了胳膊，而教堂的中国牧师则被另一个劫匪砸伤了头部。
劫匪搜掠完离开之前，命令我们关上门，不许声张。我们点算损失的物品，包括我的手表、电影摄影机、眼镜、雨衣、旅行皮箱、七张准备给麻风病人的毛毯、大约十元美钞，以及杨医生的大部分行李，全都归了新物主了。感谢主，他们并没有动我们的医药品！
回到山里，劫匪们因内部分赃不均而火并，结果其中一人丧了命，这种事在他们当中已属司空见惯。后来，我找到这伙土匪，花钱赎回我的眼镜、电影摄影机和新约圣经，以及杨医生的行医执照。在中国，医生没有执照是不准行医的。匪首请杨医生到山里给他们的病人看病，他应邀去了。那伙劫匪甚至还异想天开，想让他入伙做他们的山寨医生。
太太和我每次去探访麻风病人，都会住在力约翰弟兄在岛上修建的一间小屋里。一天傍晚，我回到麻风村家中的饭厅时，发现屋里来了客人。一群海盗在我的厨房里做晚饭，他们的枪支就搁在我的餐桌上。这都是些小青年，态度还挺友善。饭后，我提议给他们拍照。他们非常乐意，于是我给他们拍摄了电影片和照片。之后，他们把武器装上木船，又出海去干劫船勒索的勾当了。
一天，海盗们的妻子和女儿们翻过山岭来看望我们。知道我们即将离开，她们走了好几英里崎岖的山路，专程来为我们送行。她们给我太太送来花生和鱼干作礼物，以表达对我们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工作的谢意。我们把全体客人聚集在屋前的树阴下，给她们讲福音，太太则教她们唱圣诗。
是时候和麻风病人、海盗、以及杨医生一家道别了。我们很高兴地把杨医生和他的妻子、小女儿逐一介绍给麻风病人们，将这里的工作完全移交给他们后，我们扬帆出海，结束了在大衾的工作。
大门关闭
1949年10月13日，我出席两广浸信会在中国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晚礼拜一结束，贝洛特医生（Dr. Belote）和我立即赶往码头，但去香港的最后一班轮船已经提早起航了，飞往香港的六班航机也已起飞，唯一的希望是明早的最后一班火车。翌日开车前一个多小时，我提前赶到车站，以两倍的黑市价买了一张车票，挤进已经水泄不通的车厢。有些中国士兵想把妻子塞上车，我伸手帮他们一把，将四个女子从车窗外拉了进来，而她们的丈夫把妻子推上车后，就只能留在站台上，眼巴巴地等待着日后命运的摆布了。
我太太独自一人还留在台山，但从香港去台山的船已经全部停航。我到澳门雇了一艘运货的小拖船去江门，但船至半途，船主不敢继续前行了，坚持要折返澳门，我只好上岸，准备从陆路去江门，而逃亡的国军把所有汽车和船只都征用去运送撤退的部队了。好不容易才出高价找到一辆私人小车，冒险把我送到一个车站，在那里赶上去台山的长途汽车。感谢主，在家焦急等待的太太终于看到我归来了。
仓惶溃退的国军征用了台山的全部车辆，把他们的士兵载运去海边。我们无计可施，唯有静候主为我们开路。当地的富裕人家忙着把值钱的东西运到乡下匿藏。一天夜里，三辆汽车载着解放军进城，他们没放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当地。我在马路边站了半个小时，看着解放军押着俘虏走过，一大群学生被召集到街道两旁，手挥红旗，高喊口号：“欢迎解放军！打倒蒋介石！”
次日，我们如常去教堂举行礼拜，我继续讲道。但接下来的十八天里，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新政府接管了女子师范学校，把有十八年教学经验的女校长一脚踢走，让一个连中学也没毕业的小青年来掌管学校。
我们意识到，继续留在此地将会对中国的弟兄姊妹们不利。我们把部分物品留给杨医生，然后收拾好行装，在一位担任教师的女基督徒邻居的热心帮助下，获得离境的许可。向中国大陆的信徒朋友们作最后的告别后，我们乘船离开了台山。
在海上经过多番曲折后，航船总算抵达澳门，我们为终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而赞美神。后来得知，我们的这艘小船在回程的途中，遭遇风暴沉没，十三名乘客再也看不到海岸的陆地。主奇妙地引导我们平安经过充满艰险的海上旅途，正如他早就应许的那样，“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以赛亚书43：2）。
我和太太回到我们在香港长洲岛上的小屋，它坐落在高大的山岩上，俯瞰着波涛起伏、波光闪闪的大海，一如“建在盘石上的房屋”般稳固美好。
在永远离开中国的前夕，我们来到香港跑马地。在一片宁静之中，只听闻松涛在轻声低吟，我们把一束鲜花放在女儿的墓前，向她作最后的致意。漂亮的石碑上刻着：“玛莲•麦克奈尔•雷，五岁，宣教士理力善夫妇之女。在我父家一切皆美好。”我们没有疑惧，因为确知将来我们必定与心爱的小女儿在天父家中重聚。
后记
露易丝（理力善牧师之女）﹕
1958年1月，牛仔终于结束了在世的最后征程，这位宣教勇士去向他灵魂的统帅报到了。
参加完大儿子大卫的葬礼后三个星期，理力善本人也荣归天家了。这是他长久以来一直满怀期待的时刻，他一生祷告所求的，得到了主的应允—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头脑清晰、满有活力。家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他记录和整理口述的回忆录，也就是上文记载的那些真实的故事—他几十年宣教事奉的经历。这是他最后的一项工作。
他对不久前来探望他的好友、南方浸信会海外传道部秘书Baker James Cauthen说：“这又是一场仗。”显然，另一位宣教勇士的话萦绕在他的心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7）
“快要完成了，”理力善有一次对家人说：“天上的圣城，那不朽的永恒，已经遥望可见啦。”其实，我们多么希望他会说：“作为一名战士，我还要再打一仗，最好的、最后的一仗！”
急性白血症敲响了他辞别世间的钟声，忠诚顺服的双膝跪伏在他的救主面前，却给我们留下了永远屹立的高大形象。一生之中，他多次勇闯战火纷飞的宣教工场，为跟随他的心爱的妻子开路打前站，此刻，在妻子轻声颂唱的诗歌陪伴下，他又先行一步，踏上归回天家的路了。这歌声是他们信心得胜的祷告，唱的是查理•卫斯理所作的圣诗—
耶稣，灵魂的爱人，求你许我来藏身；
正当波浪滚滚近，正当风雨阵阵紧。
藏我，哦，主，求藏我，直到今生风波过；
引我平安进天门，至终求接我灵魂！
(续完)

高潮 · 发表于 2010-5-4 19:10

本帖最后由高潮于 2010-5-4 21:05 编辑

本帖只看3楼就可以了~

Xxian · 发表于 2010-5-4 19:59

5# 高潮

高潮笑死我了！

高潮 · 发表于 2010-5-4 20:05

Onesimus1970 · 发表于 2010-5-5 17:42

想起小敏姐妹的一首诗歌，献给来中国的宣教士兵：

大海啊大海能否告訴我
有多少宣教士來到中國不同的言語膚色
卻深深愛著中國在誤會中度過
將生命獻給中國他們為了什麼？
他們為了什麼？每一座高山每一條小路
也這樣問過他們是一粒粒麥子
祝福了苦難的中國中國才有今日的春天
滿山遍野的碩果弟兄啊同胞啊
我們欠的太多求主復興我們的國家
求主差遣中國接過燃燒的聖火
走遍每一個角落藍藍的大海邊
是誰喚醒了中國

Onesimus1970 · 发表于 2010-5-6 15:06

现在轮到中国人传福音了，弟兄姐妹们，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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