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花( 634)  鸡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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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ｒｏ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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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t6 u% g! r% E+ x1 D0 B 因系里一位同事的研究领域是玻色—爱因斯坦凝聚（Ｂｏｓｅ－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简称ＢＥＣ），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天有幸邀请到三位这方面的诺贝尔奖得主来系／校演讲。对于我们这种小城中的学校，应该算个大事儿。从准备到“招待”我基本都参与了，比我想象的要平淡得多。事件过后，觉得应该写几句与大家共享，也算是有感而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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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1 r. v$ i; Y C6 K0 M9 v 第一位来访的是１９９７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国商业部国家标准局（ＮＩＳＴ）的威廉·菲利浦斯博士（Ｄ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与斯坦福大学的华裔教授朱棣文及一位法国科学家一起获奖）。菲利浦斯博士首次用激光（磁光）致冷将钠原子冷却到大大低于多普勒理论极限温度（钠原子是２４０微开，比绝对零度高出百万分之２４０度），使得ＢＥＣ成为可能。第二位来访的是爱瑞克·康奈尔博士（Ｄｒ． Ｅｒｉｃ Ｃｏｒｎｅｌｌ）。康奈尔博士来自ＪＩＬＡ（ＮＩＳＴ设在科罗拉多（Ｂｏｕｌｄｅｒ）大学的联合实验室），因解决了进一步降低温度的技术和理论问题，于１９９５年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ＢＥＣ从而获得了２００１诺贝尔物理奖（与他做博士后时的导师后来的同事及ＭＩＴ的一位德裔教授分享）。第三位就是ＭＩＴ的德裔教授沃夫冈·凯特利博士（Ｄｒ．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ｅｔｔｅｒ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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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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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u" c+ q 菲利浦斯博士５０几岁，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头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儿就是他来了第一天的午餐。虽说是工作性质，我想人家大师大老远飞来，总得稍微讲究一点。我们提了几个地方让他挑，他说他喜欢最后一个——上学生食堂。而“出席宴会作陪”的只有邀请他的同事，我和一帮本科生。大师排队买饭，“席”间宾主“频频举杯”（喝水），大师与学生们谈笑风声，在餐巾纸上给他们画草图，写公式，讲物理。而我们的那帮学生们更是无拘无束，再傻的问题也敢问。大师则态度平和，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看得我很是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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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系里为他开个Ｐａｒｔｙ，吃的是南方最“土”的所谓“南方大煮”（Ｌｏ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ｏｉｌ），就是把玉米棒，香肠，红皮土豆，元葱，虾和一包“四川火锅”调料放在大锅里一煮。大师吃的高兴极了。然后兴致勃勃给学生们表演Ｌｅｖｉｔｒｏｎ（一种演示与他的实验有关的磁悬浮／磁约束／抗引力的玩具），手把手的一遍一遍教大家。并说这东西他也是苦练了很长时间才得心应手的。与学生们合影时，学生们除了第一张“庄重”一点外，然后便开始张牙舞爪，群魔乱舞起来，把大师逗得笑不拢嘴。下来与我感慨道：“毕竟是孩子呀！”大概看我到处为别人照相挺辛苦，便说：“辛苦了，咱俩应该来一张吧？”然后主动“勾肩搭背”，毫无大师“应有”的架子。许多小孩拿着演讲通知请他签字，他一定聊上几句，问明小孩的名字，很具体的写上给谁谁谁，再加上几行字，签上名字。说到小孩，这多加一句：我一同事的１０岁男孩，在菲利浦博士演讲时坐在第一排，最后问问题时他总是举手。事后我问他有什么问题，他却郑重地说：“没问题，我想回答问题”。看来这自由思维可是从小就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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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浦博士走后我们才知道，他推掉了一个到纽约肯尼迪中心的一个什么仪式及随后电视访谈的邀请，才得以成行到我们小城来。而这里没有名流陪伴，领导接见，没有宴席，没有电视镜头，没有记者采访（后两点倒让我们主持的那位同事抱怨了一番，说和当地的报纸电台讲过，可小城的媒体愣是没把大师放在眼里）。学校领导和院领导也只是在报告前的半小时“社交”时，与菲利浦博士打打招呼，谈上几句。得奖人与社会的平常心态都可见一斑。* w( x) Y m& X
* [& }3 b% p" T; n8 H8 ~" k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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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6 ~) i' \7 z y 第二位就别称他“大”师了，他忒年轻了，是近十几年来物理奖里唯一的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得主（得奖那年３９岁）。１９９５年７月，艾瑞克·康奈尔和卡尔·维因曼（Ｃａｒｌ Ｗｉｅｍａｎ）首次在实验室里通过铷原子实现了爱因斯坦７０年前预言的Ｂ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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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面就问我从中国的什么地方来，我说东北。可惜他东北只知道锦州，沈阳和哈尔滨。然后用堪称流利的中文说：“我会说一点中文”。我很吃惊地问：“学物理的，你怎么会说中文？”他说：“我本来是要学国际政治的”。细聊之后才知道，这家伙在斯坦福读完大二之后，跑到中港台呆了一年，学习中文，了解东方文化，准备将来到远东当外交家。“可是，”他说：“一年后我测试了一下，我的中文阅读只相当于７岁的孩子，７岁的孩子呀，怎么能当外交家呢？回来后我就改学物理了。”（你说说，那是８３年的事儿，我们７７、７８的同学都毕业了，人家才从政客梦里转到物理现实，不到二十年就搞出个诺贝尔奖，您说人比人是不是……还得活着。）, |% @3 r) C( P3 z3 a: G5 s% U- L
/ h9 r6 r1 C5 Z 艾瑞克大概也是个当外交家的料，反应快口才好。语速飞快却极清楚。但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谈到诺贝尔发奖时，他说：“给你们讲件糗事儿吧。”因为是极正式的国王颁奖又恰好赶上诺贝尔百年盛会，１００多位早年得主也都受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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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奖人都提前到了斯德哥尔摩，多次演练颁奖的全过程。发奖时惯例是先颁物理奖，而他的名字在物理奖的三人中又排在前面，所以是第一个上台领奖。颁奖时，规矩是国王用诺贝尔奖证书托着纯金奖章，然后俩人用左手握住证书各一侧，在上面握右手。艾瑞克毕竟年轻，在美国大概也没见过这场面，有点紧张。竟把右手放在证书的下面。半天愣是没握成。一着急左手一抬，证章盒滑到国王一侧，撞到了国王的拇指！（这一切都被照了下来）“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他解释道并接着说：“后来国王只好把东西都推给我，握了握手，我才紧紧张张的回到座位上。这时大厅一片寂静，我感到有些不对头，然后就听到‘吧唧，吧唧’几声稀稀落落的掌声。我突然意识到，糟啦，我忘了给周围的宾客及老前辈们鞠躬啦！你说练得好好的，到时候怎么就都给忘了呢？”我调侃道：“人家会想，都说美国佬傲慢，还果然如此咧。”他也笑着说道：“可不是咋地，他们定会认为我很无理，好像我就该得似的。”然后“愤愤”说道：“最气人的是我后边那俩家伙，大块头，从我那儿学到教训，动作做得完美无缺，漂亮极了，大家把我的掌声都送给了他们，好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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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4 S( Q1 i: J1 B* Y1 B# J3 o 正式演讲时，他又把这个笑话给观众讲了一遍。结束时说：“这回我决不会忘。”然后便捣蒜似的给观众鞠了一圈躬，当然，也就赢来了掌声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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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 k5 p, | P8 g5 b) l 爱瑞克对没能当成外交家大概还是有点耿耿于怀吧。当我问起他如何教育孩子时，他说：“我只是希望他们别再有我的遗憾，鼓励他们早点学外语。现在我那两个孩子的西班牙语都很溜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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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 e, R7 x1 M 出于好奇，我随口问了一句：“你得的奖要缴税吗？”他说原来是免税的。八几年时里根搞星球大战计划，科学家们一致签名反对，大概把总统给惹生气了，第二年里根就把免税取消了（这里根的气量好像不该这么小啊）。不过他说，我对交税没有意见，我念书没怎么花钱，工作是政府的（国家标准局），实验条件都是政府给的，工资也不少，应该交税吧。听着有点像受党教育多年似的，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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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h. m9 @; Z! U 那顿工作午餐也很有意思。根据上次的经验，这次就直接定在学生食堂，心想也没法再差了。可去食堂的路上，他说学生怎么没来？我说他们会议室吃昨晚给他开ＢＢＱ Ｐａｒｔｙ剩下的东西。他马上问道：“那么好吃，为什么不算我一个？”于是他回头和一大帮人围个大桌子，把昨天的“残羹剩饭”又啜了一顿，然后摸摸肚子得意道：“又一顿美餐啊！”我心里叹道：这“（得）主儿”可是真好侍候啊！（南方的这种ＢＢＱ，半个猪烤上一天，味道是不错，但毕竟是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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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G" \2 \& J: v$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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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４年春天，南方的杜鹃花盛开之际，我们又迎来了第三位诺贝尔奖得主，来自ＭＩＴ物理系的沃夫冈·凯特利博士。凯特利博士与（二）中提到的艾瑞克·康奈尔及卡尔·维因曼博士分享了２００１诺贝尔物理奖，以表彰他们根据玻色－爱因斯坦理论发现了一种新的物质状态—碱金属原子稀薄气体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ＢＥＣ），按凯特利博士讲，现在通常把超流超导等都归于这类超物质态（Ｓｕｐｅｒ Ｓｔａｔｅ）。& Z: f0 |6 S# F- Z1 E9 O
; p7 |( [9 s+ B 在艾瑞克·康奈尔和卡尔·维因曼首次通过铷原子实现了ＢＥＣ后的四个月，凯特利博士通过钠原子独立实现了ＢＥＣ。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实现ＢＥＣ的人，但他所以能够得奖，是因为他确实在这个领域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包括第一个制成“原子激光”，第一次实现对ＢＥＣ的无破坏探测；第一次观测到物质波的相干性，第一次研究了声波在ＢＥＣ中的传播；第一次研究了ＢＥＣ形成的可逆性，第一次通过纯光学陷阱“困住”ＢＥＣ；第一次实现了物质波的放大，第一次观测到超瑞利散射，等等。- K2 F# Z2 ?# I2 M m/ {: q$ ^
/ h7 |2 S& t# G$ K, c# H 凯特利１９８２年毕业于慕尼黑工业大学（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ｈ），１９８６年取得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在马普所和海德堡大学做了四年博士后以后，１９９０年来到ＭＩＴ物理系，在光与原子相互作用研究领域里的大师戴维·普里查德（Ｄａｖｉｄ Ｅ．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教授手下作第三个博士后（前面提到９７年诺贝尔得主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ｈｉｌｌｉｐｓ也是他的博士后，与凯特利一起获奖的Ｅｒｉｃ Ｃｏｒｎｅｌｌ是他的博士生）。凯特利以前作的是通过光谱手段，研究燃烧过程，应用性很强。按他自己的话说，作应用研究，总觉得缺点什么，因此决定来到ＭＩＴ作ＢＥＣ的基础研究。我开玩笑说，以前你作的东西“太热”，现在作的又“太冷”，温差不小吧？他笑着说：“是不小，不过都是应用激光光谱的手段。ＭＩＴ能收留我这样一个没有冷原子经验的人，的确还是很幸运的（他的第一年拿的是德国的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凯特利到美国来的最初想法，是作几年博士后就回德国去了，他所以最后能留在ＭＩＴ，前后的故事还是很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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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1 L! X2 G8 \2 a( C9 U １９９２年，在凯特利作博士后的第二年，ＭＩＴ的原子物理方面（凯特利的工作领域）有一个空缺，他虽然工作优异，可一心想回国，并未申请。可后来那个位置又没招到人。第二年，在导师和同事的鼓励下，凯特利申请了该位置。因为他的杰出才能，他的导师一直鼓励他单独工作，不要受他所限，但在名牌大学如ＭＩＴ，一个系里一般不能有研究领域完全相同的两个教授。为了留住凯特利，他的博士后导师，当时刚刚５２岁的普里查德教授，做出了一个科学家所能做到的最伟大最无私的决定：他把冷原子／ＢＥＣ的研究让给了凯特利，把自己这方面的实验室，研究基金都转给了凯特利！“我虽然从此脱离ＢＥＣ的研究，但却得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同事。”——普里查德教授如是说。他还深情对凯特利说：“Ｉ’ｍ ｇｉｖｉｎｇ ｙｏｕ ｔｈｅ ｋｅｙ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ｋｎｏｗ ｙｏｕ ｃａｎ ｄｒｉｖｅ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Ｉ ｃａｎ。”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注解。（Ｆａｍｉｌｙ指的是从事原子物理研究，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艾希德·拉比教授（Ｉｓｉｄｏｒ Ｉ． Ｒａｂｉ，１９４４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为开山鼻祖的一个学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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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凯特利加入物理系成为助理教授。两年后，１９９５年，就独立实现了ＢＥＣ。说到此，一向严肃的凯特利很是动情：“能遇到普里查德教授，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它给予我的太多了。对大多数助教授来说，两年能把实验室搭好就不错了。”但当他把第一篇ＢＥＣ论文送给普里查德要求共同署名时，普里查德却拒绝了：“那是你自己做的，我不能署。”什么叫平凡，什么叫无私？什么是大师？大家可慢慢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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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利在ＢＥＣ方面的突出成就，获得了科学界的普遍承认。９５、９６年时，德国盛邀他回去工作，据说位置相当高，而回国也是他的初衷（他至今还是德国籍），ＭＩＴ物理系和普里查德教授也都给予了理解和支持。“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凯特利平静的说：“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来。”我想，他对于如此支持他的导师，同事和ＭＩＴ优秀的研究环境，是有难以割舍之情的。１９９７年，凯特利申请副教授提职，结果ＭＩＴ不拘一格，批下来的是破格提为正教授，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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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凯特利获得诺贝尔奖，每个得主可邀十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普里查德教授当然在凯特利的邀请名单里。诺贝尔委员会除了发给每个得奖人一块金质奖章外，还为得奖人复制三块铜质奖章。凯特利将自己的诺贝尔金质和铜质奖章拿给普里查德，请他辨认哪一块是真的。普里查德当然一眼就挑出了真正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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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H# \+ j9 @5 l6 M0 J& Y凯特利告诉他：“这块真的是您的，您才受之无愧。”他自己至今保留的是复制的铜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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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让人想起了当年的欧内斯特·卢瑟福和皮奥特·卡皮查的故事（Ｅｒｎｅｓｔ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伟大的物理学家，以著名的粒子散射证明了原子的有核结构，因辐射研究获１９０８诺贝尔化学奖；Ｐｉｏｔｒ Ｌ．Ｋａｐｉｔｓａ，前苏联低温物理大师，原物理所老管管惟炎的导师，１９７８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１９２１年卡皮查赴英国剑桥，到卡文迪什实验室作访问学者，在卢瑟福手下搞研究。卡皮查在强磁场和低温物理方面作出了杰出的工作并一直留在那里。卢瑟福非常器重卡皮查，为他创造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并专门为卡皮查建了一所从事高场和低温研究的实验室（蒙德（Ｌ． Ｍｏｎｄ）实验室），由卡皮查担任实验室主任。后来又把他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第一个外籍研究员。卡皮查每年夏季都回苏联探亲并短期工作。１９３４年当卡皮查又一次回到莫斯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却被苏联当局扣留了。为了让卡皮查返回剑桥，卢瑟福在学界政界外交界多方努力。当最后意识到卡皮查已经无望再回剑桥卡时，卢瑟福毅然决定把卡皮查在卡文迪什实验室使用的全套设备运往莫斯科（尽管卢瑟福反对**主义），好让卡皮查继续他的低温物理研究（后来苏联当局付了几万英磅）。卡皮查对此深为感激。卡皮查在１９７８因低温物理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工作，基本都是４０年前回到苏联以后那些年作的。从卢瑟福到普里查德，西方科学家的伟大平凡，平凡伟大可见一斑（资本主义最终没有走向衰亡，这也应该是原因之一）。卡皮查在后来苏联的“大清洗”中，能够挺身而出，为保护朗道等许多科学家仗义直言，以及晚年为世界和平作出的种种努力，与他十几年在英国生活，受西方影响，应该有很大关系。话又扯远了，打住了。& D+ b/ {5 l- y* b8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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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利认真严肃却极其平易近人，非常谦和。与学生谈话时，也是悉心聆听，认真解答（这个传统很好，大师来了，没有官方接待，和学生“混”的时间最长）。与前两位略有不同的是，凯特利具有传统德国科学家的风度，不苟言笑，虽偶有幽默。他认为德国的大学教育很好，类似我们念书的时候。干啥的学啥，物理的多学物理，化学的多学化学。同时他认为大学的毕业论文还是很有必要的（他指的是德国那种五年制，最后一年作论文，毕业后取得的Ｄｉｐｌｏｍａ，相当于Ｍａｓｔｅｒ’ｓ）。他是家族里第一个作自然科学的，父母对他没什么限制，支持孩子们的各种兴趣。兄妹三人成功完全于不同的领域里。他开玩笑说，每次回德国探亲，父亲都要问他：“你还在降温呢？”（的确，他得到了星际间的最低温度：４５０ｘ１０－１２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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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利的演讲，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加上德国式的幽默（严肃的幽默），听众反应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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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l/ N) n/ y. F 这儿点比卡皮查强，卡皮查的演讲目的是让９５％的听众听懂５％，而只让５％的听众听懂９５％。凯特利的演讲大概让５０％的听众听懂了５０％吧。% `& E8 b7 g8 S1 B l
f4 c) }9 u" b V6 X 我问他得了诺贝尔奖，ＭＩＴ有什么特别的待遇啊？他想了半天，没说出什么特别的。“没有像李远哲那样给你保留一个停车位？”“没有啦，ＭＩＴ老师的停车好像没有问题。”后来他笑着说：“我上班通常不开车，骑车比开车快。”（凯特利年轻时跑过马拉松，骑自行车作过长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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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要每天是否要工作很长时间，他说倒也不是，他说他的学生（＞５０％是外国人），博士后等都非常优秀，指导好各个研究小组比自己工作更加重要。另外，他说他是单亲父母，还得回家照看孩子。（他的前妻，高中的Ｓｗｅｅｔｈｅａｒｔ，在他得奖前两个月与他分手——这点他写道他的诺贝尔奖自传里）。$ z" \$ w/ g* a2 V6 t0 v) [* J3 V
* n7 [' `, N9 l: y# {9 S9 e" q 几位大师的访问都是两天内就结束了，遗憾的是，系里都没有机会请他们到小城下个“馆子”。唯一一顿正餐还是我们自己做的“南方大煮”。顺便提一嘴，前两次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属于政府雇员，不能接受超过５块钱的馈赠，即使出去吃饭，他们也是自掏腰包，回去如实报销（这点后来与来访的ＮＩＳＴ物理实验室主任凯瑟琳·斋比博士一起吃饭时，得到证实）。真希望中国也能如此，限制了多少腐败啊。8 i. j3 U. H0 G- ?
( c+ |' a/ g" x* L# L+ |% e# W 两位大师的演讲当然都很精彩，无须废言。印象很深的是他们对同事的真诚感谢，不仅把名字写上，还都带着照片，一一介绍。并都诚恳地说，正是同事们的出色努力，让他们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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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发挥”：. Z2 K& y1 K' L$ w%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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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美的哲学是实用主义，不搞花架子。才得以在两百年里平稳发展，强国富民。说道诺贝尔奖得主，也许是物不稀不为贵（好的学校都有五六十个得主），但是得主与社会的那种平静心态，还是难得。李远哲得奖，伯克利给他的最高奖励是为他保留了一个停车位。杨振宁先生到中国去，可是风光无限，一路车队，警车开道（杨李大才，获奖时比爱瑞克年轻，分别为３５和３１岁）。7 s5 w4 J" i) H: z2 _: b! p0 a
' ~& q3 J6 U) h, d 说到我那些学生与大师们谈笑风生，那种无拘无束，也让人感慨。国人对于老先生们（有的无非是先生了几年）的态度，那种言必称先生的拘谨和毕恭毕敬，不知压抑了多少年轻人的青春热情？我在国内时与老先生开一次玩笑犯一回错误，饱受压抑）。1 l6 S6 E% ], i/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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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宽容，一位美国同事的两个孩子，都上不了大学，只能到技校或更低的地方念点书，可我从未听她抱怨过，却每每得意于孩子的点滴进步，并为他们设计辉煌的未来。我觉得她做的有点“过”，可的确佩服她那平静的心态。爱瑞克上大学时从政治转到物理，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瞎折腾。如果他的父母和他乱吼，绝对扼杀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5 d; v6 t" K z/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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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心说来容易做来难，很得修炼。有一次女儿去参加一个数学小比赛，什么奖也没拿到。回来的路上，显然看我有些失望／不高兴，却反倒来安慰我：“Ｄａｄｄｙ呀，爱因斯坦小时候数学就很Ｓｌｏｗ的，我下次再来吧。可是你还是Ｐｒｏｕｄ Ｏｆ我能来参加吧？”你说说，这话是不是该当爸的说才对？关键时候我那颗平常心哪儿去了呢？到这份儿上了，我只好说：“是呀是呀，你就照他学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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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12-5 02:27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06-12-5 07:20
这平常心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还是平衡不好。
发表于 2006-12-5 22:54
楼主
三大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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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刀对三大妈了可佩服的是四蹄投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