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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峰1 v6 B) p6 j; i7 O% y5 w* |5 {6 {
! z2 A( ~0 G, j% s" ?" ~% U6 N8 y不久前,中国政府为了捕捉外逃贫官,发出了一百人名单的红色通缉令,其中我们的加拿大就占了约四分之一,二十六人。与以前的做法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由中国司法机关发出的通缉令,不再只是知会有关国家的政府与司法机构,而是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广而告之。中国政府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成效会有多大?& h4 w! \%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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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其实是成员国为了抓获本国的外逃罪犯,向他国发出的司法协助通知书。根据规定,刑警组织的任何国家要向海外发布通缉令,必须首先知会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总部。并根据被通缉罪犯的犯罪程度用不同的颜色对通缉文件予以注明,红色是最重要、最高等级的国际通缉令。而国际刑警总部则还要对会员国的申请通缉文件进行审核,如果控罪不涉及到政治或种族压迫、思想罪等原因,就会发给属下会员国,各国警察部门据此予以协助、配合。7 S# ~4 }! P1 {: j 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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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之后,寻求国际合作通缉的罪犯都是以个位数居多,像这次一下子发出百人名单的通缉令的事在历史上还是首次。这似乎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打击官员贪腐方面的决心。但这一招究竟能达到什么效果?作用有多大?还有待观察。 8 I* |" {; G0 I9 H) U2 V4 s" h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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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司法体制和国情的差异,即使通缉令里的罪犯在海外被擒,中国也只能依据引渡条约或别的相关协议才能要求送回。而在这方面,与中国签约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太多。同时被通缉者也会充分利用所在国的司法制度打一场法律程序方面的持久战。原浙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早在2005年就在荷兰被捕,但时至今日,她还逗留在荷兰。: L8 l" [* [8 K2 s
) P) K7 D9 a* n Y6 p4 c: Y7 I! q+ G0 P中国最著名的通缉犯赖昌星在加拿大待了十二年才被送回就是例子。由此可见,中国政府虽然发布了百人通缉名单,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薛冰也高调宣布:“反贪风暴就要刮来多伦多”。但指望贪官们很快就被风暴刮倒、就擒送回,这只不过是良好愿望,事实上并不容易做到。这张通缉令在显示政府决心方面的宣传作用和警示国内贪官、压缩在逃者生存空间的震慑作用,比实际将外逃者捉拿归案更为重要。5 Y! U$ X8 e&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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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司法制度健全和生活条件优越等原因,在被列入中国政府通缉名单的一百人中,目前绝大部分都躲在西方国家,加拿大则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多的藏身国。中国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就是已经曝光,在加国社会算是比较高调的被通缉的人。 ?3 W+ e( {/ G" p9 L, X
! m( j% G* I( y/ T7 E3 N他除了在加西有不少发展项目的投资之外,还经常向各政党作政治捐款,其女儿程颂莲更是卑诗省自由党青年团的主席。程慕阳本人也因为自己在商界和社会上的长袖善舞而获得过英女皇的银禧奖章。日前,针对中国的通缉令和媒体的广泛报道,他强硬地发表声明:表示自己是合法移民、正当商人。可以预计,仅仅是程先生这一个案,中国方面要如愿以偿、擒拿归案就非易事,即便化上十年八载也不奇怪。 ' a. `4 J' J( g7 |
7 x( B/ R% U4 O4 R1 w$ c f红色通缉令虽然“来势汹汹”,但要真正在西方国家落实、达到效果,难免还是有“纸老虎”之嫌。从根本上讲,解决中国官员的贪腐问题,着力点还是在于国内的机制。对于一个对政府官员没有制度制约和舆论监督的国度而言,任何颜色的通缉令只不过是事情发生后的“创口贴”,实际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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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贪风暴一旦刮到海外就“雷声大,雨点小”威力锐减,这是势所必然之事。但在多伦多和温哥华这些华人集中地区,那些外逃者的社会活动空间还是因此会被压缩,我们平时所见的那几张熟面孔也可能暂时消失一段时间,在豪宅的买卖交易方面,一定也有人会变得收敛一些,这些新情况对房产经纪而言是坏消息,但对整个加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反过来又是好事了。) ^4 Z' Y( U, K' P. G/ s
d$ W1 L$ C; i2 @' s; E不管怎样,中国政府懂得利用国际红色通缉令来震慑外逃贪官及相关人员,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藏身于西方先进国家的中国贪官固然可以利用健全的司法体制,为自己不被遣返而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他们转移出来的赃款也会被协作国瓜分。但中国使用这一招,总是好过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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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N8 h0 q! [* ]: X- t解决中国官员的贪腐,根子还是在国内,如果哪一天,世界上不再有中国发出的大规模的红色通缉令,那么这个国家就真正进步,政府也就可以说开始清廉了。6 z: q9 B, c( E+ e) A/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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