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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7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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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easygoing 于 2012-12-27 14:4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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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j8 G ?* n2 t! |( P- Q( H0 \0 N6 f先秦哲学有不少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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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纲:现代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思潮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大陆影响巨大,您在《哲学与人生》中也花了大幅篇章来介绍这个哲学流派,能谈谈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主要观点以及承续性吗?# b3 |3 n% r* x0 M- M2 l5 q
0 \' i, r! H: i! V: {( j* [ 傅佩荣: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要突显个人的价值,不应埋没于群体社会中。“存在”是指个人的存在,万物只是存而不在;“存在”是指个人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是充满警觉的动态抉择过程。% M- B0 f# @# S, I* z0 q9 x( |
7 Z% O/ y4 J# E5 S. a% w 首先,克尔凯郭尔出身丹麦基督教家庭,自幼即深感面对神的忧惧,在全有与全无之间挣扎。他描述人生有三种绝望,依序是:不知有自我,不愿有自我,不能有自我。他认为人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感性、伦理与宗教。感性阶段的人只求今朝有酒今朝醉,无法承担责任,最后落于忧郁。伦理阶段的人,虽有道德意识,但却自以为义而陷于骄傲困境。只有到了宗教阶段,人才面对自己的真实状况,依托于信仰而找到救赎。由初期阶段往上走,需要“跳跃”,那是抉择的关键时刻,是决定存在或虚无的刹那。这样的人生观让我们无法片刻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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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L: H6 J9 C& n* \. ~- n 其次,尼采的年代比克尔凯郭尔稍晚,他们二人的思想共同启迪了存在主义思潮。尼采出身虔诚的牧师家庭,后来提出“上帝已死”的观点,用以强调基督教所建立的西方价值观已经名存实亡,必须重新找到基础。他认为宗教宣扬奴隶道德,总是劝人压制生命的能力与愿望,而现在需要的是主人道德,要充分实现人性的一切势能。他倡言超人哲学,认为“人是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必须勇敢发挥身心潜力而成为超人(走过去的人)。他的悲壮情怀使人鼓起勇气面对挑战。' S U9 n6 L7 K6 M5 C& K
1 A! v8 G. q; g/ m9 ~7 O. _+ b 至于海德格尔,则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存在本身是万物的根源,而人这种生命在时间的过程中,由于意识的作用而不得不清楚分辨存在本身与一般的存在物。譬如,时间的终点是死亡,面对死亡人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抉择:要走向有,还是走向无?这是“向死而生”的心态。人要存在,必须真诚,亦即“属于自己”,让存在本身在人的身上开显出来。萨特认为海德格尔是无神论者,但海氏公开否认,他说自己仍在“等待神的来临”。现代人的茫然处境不是近似于此吗?! M. u; N k5 v& p9 H& B
0 Z) E. i, ~% w# \, r3 I/ A 周绍纲:在施特劳斯看来,从卢梭一直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及其后现代传人的现代性批判,实际都是从西方现代性的方向上来批判西方现代性,从而进一步暴露“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而由此强调重返西方古典思想。您早年主攻西方哲学,后来重返先秦哲学,是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5 N& \9 ~( P. E' m
. C* [$ ^9 x, I' [ 傅佩荣:所谓西方文明的危机,可以推源于“理性独大”所造成的遗忘与分裂。人有理性,渴望探求根源,但是理性的运作注定是“主客对立”,因而无法回溯到统合一切对立的源头,陷入海德格尔所说的“遗忘存在本身”的困境。并且理性不仅造成分裂,还进一步消解及取代其对象,由此建立知识系统,但其中又是分而不全的情况,以致往而不返。譬如,人类发明科技,原是为了帮助自己,结果成了对自己的宰制,并且愈陷愈深。若想摆脱这样的危机,除了回溯古典哲学,还有什么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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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4 E, V) k3 {7 l5 Y; o- k 由于西方文明主导了现代文明的进程,他们的难题乃成为人类共同的问题。在寻求解药时,应有分工合作的观念,不能期待自顾不暇的西方哲学界。我研究先秦哲学,开始时是被动及被迫的,因为我知道自己若是继续研究西方哲学,永远只能做个追随者、介绍者及评论者,而无法拥有发言权。后来我发现先秦哲学的丰富与深刻,其中还有不少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可供现代人参考及学习。我这才体认到孟子离开齐国时所说的“浩然有归志”,决定在探求国学的路上全力以赴。# V, l2 d: n.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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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纲:在中国近代,也出现过现代与古典之争。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科玄之辩”,无论是偏左的陈独秀、李大钊,还是偏右的胡适,在对待梁启超和学衡派等人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晚清以降,中国的主流思潮打破自身的神话,开始学习西方,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有其必然性,但启蒙本身亦值得反思,神话的启蒙有可能转变成启蒙的神话,启蒙理性本身成了一个神话或者说迷信。因此,反思对西方的迷信,重返中国哲学本身,这个路径目前逐渐清晰,是否可以说是中国当下儒学兴起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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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顺着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回归希腊人文主义”所开展而形成的,其目的是超越一千多年中世纪的神学思想,让人依其理性之光而重新觅得真理。理性可以助人启蒙,但人若只剩理性,则它难免沦为工具理性,只知计较利害而忘了人生还有更高的目的与价值。理性所带来的进步保障与乐观心态,在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受到质疑,到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而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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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m& L( \6 ~) Y6 M6 x- i 从这个背景看待中国当前的儒学兴起,并不是要回到启蒙前的中国,而是要肯定中国是一个早熟而健康的文明。但由于秦汉以来帝王专制的政治现实,这种文明一再受到扭曲与误用。今日谈儒学,必须有此一体认,否则可能陷于另一种对儒学的误解。至于一般所见的国学热或企业家学国学,则有寻找自身价值观的意义在,与前述儒学兴起是合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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