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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19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1920年,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1932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快,竟连续执政44年,直到1976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20多年中,仍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 C! W9 T8 |& n9 r3 P9 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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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社会主义,为了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在“社会主义”之上加了“民主”二字,即“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民主达到什么程度呢?法律规定,除国王外,任何人外出时都不带警卫。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才配给公务专车。所以瑞典的高级官员都和普通人一样,乘公交车、私车或徒步上班上街。1988年,瑞典前首相帕尔梅,也是社民党主席,在街上步行时被刺身亡。自此以后,才规定首相外出时可带警卫。帕尔梅不仅在国内威望高,在欧洲和世界都有重大贡献,但身后并未有纪念堂、纪念碑之类,坟墓也并不豪华,墓地只有四平方米,只是葬于被刺街道附近的公墓,竖立一块约一米高的有帕尔梅签字的鹅卵石,以便后人凭吊。瑞典社民党是执政半世纪的大党,中央党部仅60多人,一个省委仅五六人,除了党费之外,政府只按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给予补贴。所以党的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选民,必须代表民意。就是对外活动,也以平等为原则,外国代表团去瑞典,团长和团员同一规格,只是团长多有一间小小的会客室。瑞典是富国,但富而不奢,不摆花架子,更不搞特殊化。也有违法乱纪的,但舆论监督很严,一经揭发,立即依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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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出自《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作者杨启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副会长---- 王占阳注),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瑞典考察,并曾在回国途中,邀请我国驻法大使馆几位官员座谈,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但直到2002年才发表在一份 “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也就是说,这份考察报告竟“迟到”14年之久!如果没有吴江先生的评论,我至今也不能肯定瑞典式的社会主义。7 `) N$ A4 [+ ] f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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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 @! Y8 _5 f. V/ t" J$ E9 O更重要的是《考察纪要》的结论。在马克思身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1883-1895),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列宁从1905年起即反对第二国际,1919年又倡议成立第三国际。两派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作法迥异,究竟谁是谁非?《考察纪要》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主要代表欧洲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选举进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因此有瑞典式的社会主义,而第三国际和***所代表的多是落后的专制的国家,因此倾向武装斗争……. v. K& o7 e7 x) @: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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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5 Q$ J( q; _7 q由此看来,从前被指斥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在过去的六七十年倒是不声不响、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曾轰轰烈烈,并取得某些重大成就,可是所付代价太惨重了,而且难以为继。中国改革较早,成效显著,但因政治改革滞后,后遗症较多;俄罗斯改革较迟,震动较大,今后的发展如何,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不管怎样,今后的改革,都可从瑞典这类国家中借鉴。何况瑞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友好。承认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更便于双方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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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n" ~# O# @6 v. H% ?[这些事情中央都知道了(锦涛执政后还曾再度派人考察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希望我们关注社会主义事业的朋友、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存有种种误解的朋友也都能知道。本文原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王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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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L$ R! N* s5 ~. X吴江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78年著名的真理标准讨论,他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20多年来继续就马克思主义认真探索,正本清源,纠正了历来流传的许多谬误,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吴江论集》是从他多种著作中选集的精华,更值得重视。3 S! N) I7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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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 F% B& Z) h/ _. O$ R2 D M4 Y& H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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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平均主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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