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读书笔记之一

梦溪主人 · 发表于 2009-11-29 17:19

人类在物质方面可以说已经极大地丰富了，随之而来的竟然是一种挥之不去且愈显强烈的“一无所有”的感觉，以及对这种感觉的恐惧。
世界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在《人性论》（1739）中，戴维.休谟写道：
“产生这种妒忌的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远远不成比例，反而是我们的互相接近……，远远的不成比例，反而切断了关系。”

18、19世纪政治和消费生产的巨大进步尽管极大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为人类心理造成了难言苦痛，因为同社会体制和生产进步一起伴生的还有一种全新的理想——每个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理想。

知足常乐——等级制度下的田园牧歌

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导观念却同这种新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完全相左：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是正常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才算明智。绝大多数的人深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只能接受剥削，而且逆来顺受，只有极少数的人渴望财富和实现自己的抱负。

早在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宣称：
“显然，一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天生就适合做奴隶。对这些天生适合做奴隶的人而言，奴隶制度不只是可行，也是无可厚非的。”

他的观点几乎得到了所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执政者的赞同。在古代，努力和底层民众通常被视为缺乏理性，与动物无异，天生就适合过悲惨贫苦的生活，就像黄牛正适合于拖着沉重的犁耙埋头耕地一样。对于那些精英而言，让这些奴隶享有权利，或者认为他们可以追求幸福的想法都是荒谬的。

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就开始传播。基督教义宣扬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是正常的、不可改变的，而许多底层人民接受了这一教义，接受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

尽管基督教教义也宣扬平等的观念，但基督教政治理论家几乎都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上帝的信徒能公平地享用时间的财富，我们是否可以对世间的社会等级结构做些改革和调整？

是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尘世就可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对神学家而言，理想的基督社会应该是教皇统治下等级森严的社会，这正反映了天国的秩序。在天国，上帝掌控一切，上至天使，下至蟾蜍。同样，上帝也掌控现世的一切，上帝指派尘世的各级统治者，他也安排了所有臣民的地位和等级。人世的统治者在尘俗的地位上有如上帝在天国的至尊，人世的一切人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村野农夫，均应听命于他们的君王。正因为有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所以，我们很难把中世纪的英国贵族们对比他们地位低下的人表现出来的态度称之为“势利”。

只有平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势利”这一带有贬抑和歧视色彩的用语才可能出现。

在中世纪，一代又一代的人把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视为天经地义。如果有人胆敢质疑为什么有些人注定要在农田里辛勤劳作，而另一些人又命定要在宫廷里饮酒作乐，那么他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他挑战的是造物主的旨意。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论政府原理》（1159）一书中将社会比作身体的各个部位而闻名遐迩，成为最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他用人体的各个部位来比照社会制度，籍此强调社会等级的正当性。（想到了马季的相声《五官争功》）

只是到了17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思想才开始对平等的理念进行思索和探讨。

“平等”打碎了宁静的旧世界

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出现。个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社会组织中，他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和权利，来换取社会的保护。

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两篇》（1689）中指出，上帝并没有把地球作为私有财产给予亚当，而是把地球给予了世间所有的人，期冀所有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否应该服从他们，完全取决于这些统治者是否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现代观念诞生了：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大约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纸上谈兵，终于在1776年美国革命后，所有对政治的平等和在社会、经济方面机遇均等的呼吁在实际生活中才得以实现。在西方历史上，美国革命在这方面的意义最为深远，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排定身份的基础，世袭的贵族统治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活力的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新的社会秩序下，人的社会地位只与每一代人的自身成就相关，特别是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成就。
美国各州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制度，女儿和寡妇也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在《草叶集》（1855）中，沃尔特。惠特曼指出，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那里人人平等，不需要屈从任何的权威：
“在美国，天才也许并不存在于政府机构、立法机关，不存在于驻外领馆、作协、高等学府、教堂或各种高级俱乐部，也不存在于报馆和商界……合众国的天才的最佳表达者是普通人……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相处，这些普通民众不知道手足无措为何物。选举的影响是巨大的——总统向他们脱帽而不是他们向总统致敬……”

托克维尔瞥见了心理治疗的曙光

19世纪30年代，法国律师和历史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年轻的美国旅行时，看到有一种人们未曾料及的“疾病”正在蚕食这个国家的每个公民的心灵。的确，美国人非常富有，但这种富足并不能阻止他们想要获得更多，一旦发现别人拥有自己所没有的资产时，他们便寝食不安。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精到地分析了“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忌”和“平等”之间的关系：
“……现在平等了，任何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为什么生活在这个民主富足的国家里，人们仍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烦愁？这就是原因。为什么这里的人民生活平静安逸却又时时会诅咒生活？这也是原因之所在。在法国，我们担忧的是日渐增高的自杀率。在美国，自杀较少见，但据说精神病人却比任何国家多。”

他看到了西方现代社会里广大民众的生活远胜于中世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然而，他也指出中世纪底层民众却享有一种精神的宁静，这是现代的人们永远无法得到的：
“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很难想见的。……你可以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的不平等，但你不会看到人们的心灵会因此蒙羞。”

但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樊篱。一个人也许生活拮据，在物质方面远不如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理论上觉得他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确有不少出身寒门的美国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例外并不代表普遍情况，美国仍然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但是同先前的贵族统治制度下的穷人不同，美国底层的人把他们差强人意的生活现状归咎于期望的泡汤或理想的受阻。

在贵族社会里，底层的仆人能泰然地接受他们的命运，他们能“愉快地生活，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的只是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

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但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同时也憎恶自己的顶头上司们。

直到18世纪，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实施的还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显然是极端不公正的，但它却让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有了一种自在和自由：他们不必将自己同社会中其他的人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照，因而，在心理上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严重缺乏社会身份，也没有如今底层人们那种强烈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是处的焦虑。

威廉.詹姆斯携心理学出场

在托克维尔对美国进行考察数十年后，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的是一个美国人——威廉.詹姆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种因社会使每一成员产生无限期望而带来的困扰。

詹姆斯认为，失败并非任何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羞辱，只有某件事情我们不仅尽力而为了，而且在一开始就觉得此事关涉我们的自尊和成就感，结果还是做砸了，这是我们才会觉得羞愧。因此我们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决定了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解读。

自尊 = 实际的成就 / 对自己的期待

我们所理解的正常生活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再没有人会比那些不再风光的影星、风头已过的政客，或如托克维尔所说的不能如愿以偿的美国人更痛苦了。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社会并不鼓励人们去降低对自己的期望或坦然面对人之将老……至于贫穷和卑微，则更不为社会所见容。相反，社会风向标总是在催促我们追求那些上辈人所不能从事的事业或拥有他们所无从想象的东西。

西方社会过度地抬高了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其结果就是足够的自尊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那些相信现世的一切只是永生世界的短暂序曲的人，可能觉得他人在现世的成功不过是永恒世界中一现的昙花，因而不易心生妒嫉。

一旦人们觉得来世不过是一种臆想，或者从科学的角度把来世视为一种并不存在的精神鸦片时，追求现世成功和实现切近人生理想的压力就会无时无处不在，使他们躁动不已，因为他们清楚人生苦短，任何的机会都可能稍纵即逝。现世的成功就是人生的一切。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坚信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这一信念也就成为了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资产，成为人们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支柱。

然而现代的社会观念使得人们充满渴望和期盼，也无情地改变了先前人们所固守的人生来就是受苦的理念。

成功学之滥觞

自19世纪初，一些白手起家的英雄自传，以及各种讲述人性升华、迅速发家并尽享人生乐事的励志书籍充斥了书架。这些书籍一方面让读者阅后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但另一方面，也无意间让读者沮丧不堪。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1790年他死去时，这本自传尚未完稿）可以说是这类书籍的始作俑者。富兰克林完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一个不名一文的年轻人变为一位不仅富有，而且广交社会名流，并赢得各界尊重的成功人士。他不断进取的人生经历和他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的名言警句成为激励19世纪西方读者的众多文学作品的一部分。

此类书籍还有威廉.马休斯的《成功立足》（1874）、威廉.马厄的《致富之路》（1876）、埃德温.T.弗里德利的《成功秘诀》（1881）、莱曼.阿伯特的《成功法术》（1882）、威廉.斯皮尔的《成功法则》（1885）以及塞缪尔.法罗斯的《年轻人如何搬开成功路途中的绊脚石》（1903）等等。

即便是现在，此类书籍仍然热销。安东尼.罗宾斯1991年出版了他的畅销书《唤醒心中的巨人》。罗宾斯在书中现身说法，回顾了出身卑微的自己，如何在20多岁的时候，以一个寂寂无名的、满身赘肉的普通管理员，突然做出决定要改变自己，进而凭借一股“神奇的力量”，不但减肥改变了体型，抱得美人归，而且由仅仅维持温饱提升到年收入百万……

罗宾斯通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任何改变都是可能的。他认为，如果我们恰好也生活在民主的社会里，在其中每个人“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以他为榜样。

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对自身的期望变得更高了。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英国《每日邮报》的创办者，在1896年报纸首发仪式上坦率地告诉民众，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就是那些虽然现在“年收入只有100英镑”，心里却梦想着“来年能有1000英镑进账的人”。与此同时，在美国则有《妇女家庭杂志》（1883年创刊）、《大都市》（1886年创刊）、《芒赛》（1889年创刊）以及《时尚》（1892年创刊）等刊物杂志将各种豪华的生活推至读者眼前……

电台广播和影视资讯也使人们越来越有可能了解上流社会的生活情况，并和上流阶层攀上一定的关系。新媒介所传达的内容和信息助长了人们对生活的渴望，穿插在节目之间的广告更是推波助澜。

有些人质疑现代社会的优越性，对于这些质疑，现代社会的热情拥戴者很容易找到还击的依据：只要列举出现代社会制度为它的人民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就足以令那些怀疑者无以招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将现代社会令人惊叹的生产能力同原始的狩猎和采集所能获得的近于赤贫的生活资源进行了不无揶揄的比较。他认为只有无知者、心怀浪漫情绪的人才会希望回到先前的社会中。

空谷绝音——卢梭的提醒

然而，就在《国富论》发表的22年前，出现了一种让人深感不安却很有说服力的声音，表达了一种对原始人的钦羡。这就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在他看来，原始人似乎比现代人生活得更加惬意。

卢梭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财富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始终满足于我们当前所拥有的，那么不管实际上多么匮乏，我们都是富有的。

卢梭争论说，有两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富有：要么给他很多钱，要么限制他的欲念。

现代社会在创造财富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它在使人们更加富有的同时，也在不断挑动人们的物欲，使得人们对本可以引以为傲的成就不以为然。

让人们觉得更加富有的最可行的方式也许并非是赚更多的金钱，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同那些和我们处于同一阶层又比我们富有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情感方面也疏远他们。我们未必要争取成为“一条更大的鱼”，相反，应该使自己周围的“鱼”不比我们大，从而可以摆脱攀比的烦恼。

现代社会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我们的收入，但是给我们的真实的感受却是越来越贫穷。现代社会激发了人们无限的期望，在我们想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在我们的实际地位和理想地位之间造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

卢梭对现代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幸福程度的比较使我们很自然联想到詹姆斯所说的期望对幸福的决定作用。也许我们拥有的不多，但由于期望的减少我们能够知足常乐；反之，现代社会鼓励人们追求一切，尽管我们已经非常富有，我们却终日焦虑忧愁。

我们今天所期望的远远超出我们祖先的想象，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实现的梦想。

YZSUNNY · 发表于 2009-11-29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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