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走出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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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滑坡之后，美国经济依然面临严重困境，未来前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程度为我成年岁月中前所未见，也给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制造了一个艰难的决策环境。在较短期内，的确存在实现健康复苏的现实机遇。然而我们面对着强劲的逆风：高失业率和就业低增长、财政需求下降与不可持续的高赤字并存、产能过剩、商业不确定性、消费金融业萎靡不振，不胜枚举。

　　因此，就长期而言，增长缓慢和起伏不定、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概率要大得多。不过，由于就业和投资开始温和增长、出口强劲，“二次探底”似乎相对不太可能。

　　我赞成政府有针对性地提高预算，它们有可能成为极其有力的经济助推剂，比如向小企业提供的政府支持，或者可以满足其他一些迫切需要，比如延长失业保险以及向教师提供州级援助。我希望政府能够提出其他一些有针对性的计划，可以给经济带来强大影响力或者缓解困境。更宏观来讲，一个新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将是极具建设性的，当然前提是必须配之以真实可信、经立法确定的长期结构性赤字削减计划。否则，新一轮大规模刺激计划有可能整体上成为反生产的。它可能严重提升对未来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商业不确定性，或者出人意料地和戏剧性地扭转市场心理，从而导致市场分崩离析。或者，即便新一轮大规模刺激计划起初生效了，它也可能在面对逆风时无法产生持续的动能，结果还不如什么都不做，债务更高了，但国内生产总值并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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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宏观政策工具是量化宽松，这一工具已经被激进地使用。颇受关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也许能够起作用。只不过由于利率已经非常之低，其经济影响可能相当有限，对股市的影响及随后对消费的效应是不确定的，目前通缩预期对经济并无重大影响，而美元贬值可能招致他国有害的反应。新一轮大规模量化宽松存在实际的风险：破坏大家对联储最终拒绝为美国债务进行铸币的信心、在当前或稍后全面提升通胀预期或实际通胀水平、导致竞争性货币贬值和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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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宏观经济政策之外，其他领域的措施可以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前景。包括去年的刺激计划和今年的金融改革在内，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总体而言是周全和有效的。不过，目前企业界和政府之间关系紧张，而这种紧张可以通过设身处地的相互理解得到缓解。政府、企业和所有其他利益方应该在监管问题上展开更为有效的合作，在加强保护的同时，也考虑到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现在非金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囤积着近2万亿美元的现金，提升信心和改善营商环境将会极大地影响投资和雇佣。达成贸易协定也将是建设性的。但是从更广的视角来看，有一些复杂问题牵涉到其他国家非市场化的政策。另外，贸易领域还存在保护主义和竞相贬值的全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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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b6 g1 O6 Z/ ^　　政府和国会未来半年应该通力协作，制定一个未来两三年生效的严肃的财政计划，计划还必须给关键性公共投资留出空间。该第一阶段的减赤计划应该致力于逐步降低债务占GDP的比率，而不仅仅是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企稳，否则还将不可避免地继续攀升。在下一个阶段，应该将均衡预算作为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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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这个“第一阶段”也是困难重重的，不过它可以提升企业的信心，降低较短期市场风险，并开始为长期经济成功构造财政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认为2001年和2003年针对收入超过25万美元人群的减税计划应该被允许到期。其他的减税政策应该延期两到三年，然后在“第一阶段”财政计划中做出评估。

　　长期来讲，美国有着活力十足的商业文化、灵活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健全的法治基础、相对有利的人口规模和其他一些优势。但是在全球经济历史性转型的时期，我们必须勇于迎接转型带来的挑战，实现我们的竞争和增长潜能，取得全面的收入增长，而非过去30年来大部分时间里中等收入者落后的局面。

　　勇于迎接挑战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当前高风险的财政轨道转向健全的财政体制、公共投资以及经济上关键领域的改革，比如教育、医疗成本、基础设施和移民等等。用一个有效的政府来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这并非一个自由主义观念，而是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现实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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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最根本的挑战是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尽管过去一年半以来美国在立法方面成绩斐然，然而大家对于政治家们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果断作出决定来迎接挑战的意愿仍存在广泛而严重的担忧。我们的政治体系、经济、文化和社会从历史来看具有良好的弹性，这便是一个给人带来希望的预言。过去我们曾经多次战胜严峻挑战，现在我们还能这么做，而且任务非常艰巨。(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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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的露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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